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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新政”拉开序幕:改革为什么主要针对吏治整顿?

2020-06-15 19:41:10   国家人文历史

文|李思达

庆历三年九月的天章阁谒见后,以范仲淹和富弼上《答手诏条陈十事》为起点,历史上名气极大,但并不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说并不轰轰烈烈,是因为在范、富两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条改革纲领中,基本没有什么涉及底层制度更张的条款,宽泛地说,其中有七项都涉及吏治整顿,两项涉及发展经济,一项是关于加强武备。与其说是新政改革,不如说是北宋中央出台的整理吏治新规。

政府陷入最大危机是财政赤字,而以范仲淹为首的主政团队开出来的解决方案却是整顿吏治,看上去似乎扯得有点远,但在范仲淹眼中却是一种必然,其中不仅蕴含着儒家治国传统的选贤任能理念,在当时还有着更现实的意义:封建王朝处理财政问题,无非就是在支出和收入两头下功夫。就支出而言,仁宗朝优待士大夫官僚集团,产生大量的冗官耗费国帑,这是有目共睹之事,严格限制入仕数量,控制官员总数以减少开销,已经成为朝野共识;而在收入的一方面,整顿吏治有着同样重大的意义——仁宗朝皇帝对官僚士大夫的无条件宽纵,实质上形成中央政府弱势,政令贯彻不畅的状况,在封建时代本来就容易纵容权贵豪强坐大,特别是在北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之下,就产生了权贵豪强在大肆兼并土地的同时,还将负担转移到弱势群体之上。事实上,仁宗朝不仅生产力有所上升,全国新开垦的土地面积都比真宗多了34万顷,但相应田赋却反而少了70余万斛。

“庆历新政”拉开序幕:改革为什么主要针对吏治整顿?

这种基层弊病,那些饱食终日、优哉游哉的达官贵人很难看透,但经历过划粥断齑苦日子的范仲淹是懂的。他很清楚,朝廷对官僚讲宽厚,有可能会意味着基层百姓被转嫁了更多的压力。就这点而言,整顿吏治,就是给大宋天下百姓“覃恩信”,就是在各地地方政府树立“重命令”的中央威信。如果不整顿,不仅无法保证朝廷财政的收入,还可能产生更多的问题——各地此起彼伏的民变就明证。正因如此,范仲淹在规划新政时,才会将重点放在吏治之上。在他和富弼等人看来,北宋的这部庞大官僚机器架构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台机器运行70年后有所懈怠,有些地方缺油,有些地方零件磨损而已,只需要将这些问题一一调整过来,就能让机器再度流畅运作,财政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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