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热点>历史

叶永烈为钱学森“亩产万斤”翻案客观吗

2020-06-08 14:10:03   中华文史

叶永烈先生在2011年3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一文,详细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和所谓的内幕真相,得出了三点客观评价。这三点客观评价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与人们此前所知所议的相差甚远。

“大跃进”时代,我还是个初中生,根本不知道钱学森先生在“大跃进”前后发表的那些文章。后来虽有耳闻,但在叶文之前,没有读过其中任何篇章。曾经是数学力学系学生的我,对钱学森先生自然敬仰有加。但对社会盛传钱先生为“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事,确有人无完人之感。现在看到叶先生的长篇文章,解脱了围绕钱先生身上的困扰,深感欣慰,自然乐见皆大欢喜的结局。

但是细读全文,颇感失望。一个疑惑不由浮出脑海:叶文的评价真的客观吗?

窃以为,叶文所呈现材料是丰富的,但是叶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是粗疏的、随意的。为了奔向预定的目标,叶文对材料采用抽筋剥皮、仅取其需的方法,甚至把最重要的、可能性最大的事实都过滤掉而排除在外。叶先生所得出的结论大可商榷,“客观评价”难说客观。

本文提出质疑的角度是关于叶文的证据采信和逻辑判断,不涉及叶文资料的真实性问题,更与钱学森先生无关。也就是说,本文假定叶先生所提出的资料的本身是真实的、可信的;但是我认为,这些资料并不足以支撑叶先生的三点客观评价。我甚至进一步认为,由这些资料得出相反的结论,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

本文就此与叶永烈先生商榷,并向专家和读者求教。下面逐一分析三点客观评价。

钱学森

钱学森

叶永烈观点一:“万斤亩”在科学计算上是正确的

人们无法怀疑这个评价,但它是一个伪命题。叶文说:“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钱学森反复用计算尺计算了太阳光能转化为粮食的数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粮粒’可以达到亩产10万市斤的结论。”人们无从怀疑科学家计算的正确性,问题是这样的计算有什么实际意义,它能说明什么。

首先,这个计算是建立在一个纯粹的理论假设之上的,即农作物可以全部转化照在大地上的日光能。这个亩产10万市斤的科学结论同样适用于沙漠,如果能满足许多无法实现的假设的话。它是一种无用的正确,离实际相差太远太远。据此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好比按照世界地图来打隧道。人们还可以反复用计算尺计算,如果把太阳能全部利用起来,地球上还缺少能源吗?叶文还认为,钱学森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万斤亩的坚信,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目前,全球水稻平均亩产大概接近300公斤,袁隆平先生希望,到2015年,我国的大面积亩产提高到900公斤。我相信,钱先生的那个科学计算,也许1000年以后可以实现。但那不过是画饼充饥,基本上算是一种信仰。

其次,叶文强调钱学森“万斤亩”计算的正确,是想说明钱学森在1958年的一系列“万斤亩”的文章没有错。人们可以接受“文章没有错”,但是在全国亩产300斤的1958年,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中,发表这样的文章,它起的作用还需要多说吗?“万斤亩”计算没有错,能说明当年的高产卫星是真实的吗?叶文说钱学森进行太阳能转化计算是展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远景,现在五个十年过去了,这个计算的指导意义在哪里?

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们不得不说,在当时发表这样正确的文章,它就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只能是为当时的狂热氛围,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提供理论依据。

叶永烈观点二:钱学森的不白之冤,责任在《中国青年报》

这第二点“客观评价”是叶文的核心,是叶文最大看点:

二是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使读者误以为钱学森在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按照叶文所述,作出这个“客观评价”的证据来源于尹传红的信,其中提到中国青年报的编辑Z。

他(指Z—引者注)说:“(那篇文章)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整理稿让他看过,就署上他的名字发在《中国青年报》上了。”当叶永烈为此走访这个Z君时,“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往事。”并且请他的女儿电话转告叶永烈,“关于钱学森的文章,他不想说,也不再说,包括对他的女儿也不说。”显然,尹传红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得到当事人Z的认同,这个故事成了尹传红一个人的自说自话。这种情况,如果是我,就不敢下结论说:“从尹传红与Z君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确认,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并不是钱学森亲笔所写,而是Z君为之捉刀!”其实,即便Z认可这个故事,如果他没能提供确凿的书证,比如原稿或者当时的来往文字等等,叶先生也不能使用“清楚确认”这样的词语的。

进一步分析尹传红转述的Z君的话,它有三层意思:一是文章按照钱学森会议发言整理的,二是Z写了这篇文章,三是文章经过钱先生看过同意发表的。这三层意思本身,倒是浑然一体说得通的。但是,叶先生三者只取其一,他把第一层和第三层意思都否定了。我想应该提醒叶先生,我们不能只相信我们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他推测,Z君的按照会议发言整理是“故意的托词”。其理由是他发现《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段和钱学森的某篇文章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以此起步,叶先生生动地描绘了Z创作的景象,并且认为他已经揭开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这真是叶先生粗暴武断的想象,他完全排除了另一种最大的可能:既然钱学森在多篇文章中写到这个“高产”的观点,当时又多次参加各种会议,为什么他不会在会议上反复讲述呢?Z文的来源就非出自钱的文章不可吗?说Z的文章不是整理钱学森发言,是没有根据的,只能说,是出自叶先生的心证和愿望。

至于文稿是经过钱同意的一说,叶先生的分析就更加随心所欲了。他说,如果钱学森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

如果Z君当时确实事先把“整理稿”经过他过目,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如果Z君当时没有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在事后他得知《中国青年报》发表那样改头换面的文章,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

不知为什么,叶先生的这两个如果排除了最大的一个如果,即Z君的说法,钱学森是看过“整理稿”并且同意发表的。叶先生用Z君“不想再说”无法核对直接绕过了这个可能。显然,叶先生对Z君的这个说法不予采信。但是,按常理而论,报纸要发表署名文章,能不给被署名者看一看吗?如果钱学森不同意,《中国青年报》胆敢发表吗?另一方面,至少从叶文中,人们看不到钱学森不同意《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理由。说到底,这篇文章并没有歪曲钱先生的原意。钱先生的理论可以用来论证十年农业发展纲要的“高产”,为什么不可以拿来论证当年的高产呢?据叶文介绍,钱先生直到1993年还坚持高产理论的,他为什么要不同意《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呢?叶先生不仅假定钱先生不同意这篇文章,而且还为他设想了几种没有对它“说什么”的原由。遗憾的是,这些都是叶先生的大胆推测,读者在叶文中并没有看到钱学森先生本人对此文的排斥性意见。

钱学森到底有没有看过“整理稿”并且同意发表,是全部问题的核心。任何企图绕过去的作法都是要不得的,是对读者和历史的不负责任。因为如果有看过,那就是钱学森的文章,谁写的就都无所谓了,叶文接下去的话也就全都白说了。既没有写稿编辑的事,更没有《中国青年报》的事。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不搞清楚,是绝对不能说“好在基本事实已经搞清”,并且把责任全部推到《中国青年报》的。那样的话,蒙受不白之冤的倒是《中国青年报》了。

叶先生还进一步下结论说:“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这就更加自相矛盾站不住脚了。该文既然以钱学森先生名字发表,而且叶永烈自己也说,在他的两个“如果”中,钱先生是有责任的。因为“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而据叶文介绍,毛泽东曾经亲口对钱学森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既然钱先生知道有这篇文章,又没有做到两个“应当”,怎么能说“与钱先生无关”呢?何况还存在一种叶先生只字不提的可能度极高的情况,那就是,钱先生是看过并且同意发表的,那更是应该“文责自负”,有直接责任了。无论哪种情况,叶先生的“应当说”,都是不应当说的。

叶先生不采信Z君的第一句和第三句,目的是撇清钱学森和此文的关系,但他没有达到,因为他的分析没有说服力。

至于在第二点客观评价中,还提到钱先生在1958年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仍然据叶文介绍,钱先生在1956年就开始研究农业高产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写过6篇文章,在会议发言恐怕难以计数,直到1993年还坚持他的科学理论,甚至说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既然“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说他就《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谈话、文章都是表态、应景,恐怕是难以服众的。表态、应景云云,隐含着钱学森是违背本意委屈相从,但又何至于文章一发就达六篇之多,乐此不疲?这种说法表面上好像是维护钱先生的名誉,其实是对钱先生尊严的伤害,想来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先生本人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

叶永烈观点三:把钱学森夸大为“大跃进”的推手,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叶先生的这种表述,恐怕很少有人能表示不同意。尤其说钱学森是“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我虽不知这种说法的出处,但我完全同意叶先生的痛斥。不过,这个评价不能回答一个更加务实的问题,钱学森和当年的浮夸风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特别是毛泽东说“上了科学家的当”,叶文没有揭示它的内幕真相。其实这个历史悬案更加重要。

从叶文我们知道,毛泽东是看过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这篇文章的。叶文详细介绍了走访李锐的情况。李锐回忆两次和毛泽东的谈话,都说到毛泽东说“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亩产万斤的”。但是,叶先生述而不评,强调李锐的说法是孤证,不予采信。在第三点客观评价中避而不谈对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细节的判断,代之以推手、“元凶”的极端说法,这样否定批驳当然容易得多了。

这里还要提醒叶先生,对证据的取舍最好采用一致的原则。因为如果说李锐的话是孤证,那么尹传红的话更是孤证,他甚至不是亲历者。以之为立论作文的基础,要冒极大的失真的风险。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叶先生,他原原本本地介绍了李锐的话和文字,给读者留下自行判断的空间。恕我直言,仅就叶文所披露的材料而言,我没有理由不相信李锐的话。我相信在当时的时空氛围中,钱学森的文章确实影响过毛泽东。但也不宜过度高估它的作用,至于上当云云,恐怕还得另说。

叶文为了论证钱学森的文章和高产卫星无关,除了把《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切割给《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之外,对于其他三篇论高产的文章,与放“卫星”无关的理由是,它们都写在《人民日报》报道放“卫星”之前。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逻辑。文章写在放“卫星”之后还可以说只是事后论证,写在放“卫星”之前,岂不真的是浮夸风的推手了吗?在另外一篇肯定是钱学森本人“捉刀”的《可以实现的理想》中,钱明明白白地说:“一亩稻、麦地的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正如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所言,“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科学家想到了,“从衬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计算尺一拉”,计算是无误的。这卫星能不上天吗?

如果说我原来对此事不甚了了,那么看过叶文后,我倒是坚定地认为,钱学森的几篇文章确实与大跃进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吴晓波说“欠一个道歉”,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沿着叶先生指引的路,我竟然走进了完全不同的房间,真是一次奇怪的体验。其实,与其在这个问题上煞费苦心为之开脱,还不如探讨当年为什么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会卷进热昏的潮流中,更加有历史警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叶永烈先生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十分喜爱他的作品,看过他公开出版的除科普作品以外的所有著作。但是我是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因为我知道,严谨考证不是叶先生的强项。而“万斤亩”公案的问题,既涉及堪称伟大的科学家,又关乎共和国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是恰恰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我从内心希望叶先生的结论能够成立,只是希望证据更加扎实,论述更加严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责任编辑:费琪
展开全文

猜你喜欢

热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