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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餐厅讲“大事”:给吴晗少上两盘菜是政治问题

2020-03-20 15:20:22   中华文史

彭真(资料图)

彭真(资料图)

本文原载于《百年潮》

18岁参加解放军时,我曾问过战友:政委为啥叫“政治委员”,什么叫政治?当时,战士们文化水平低,大都讲不出个道理来。有一个老兵向我解释:凡是革命队伍中的大事都归团里、师里、军里的政委管,因此“大事”就是政治。我又问:什么是“大事”?他说:众人的事、军队的事是大事,个人的事、家庭的事是小事,我听后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是带着这种认识走下了战火纷飞的战场,迈入了新中国的大门。不想,在给彭真当警卫员的日子里,我对“大事”和“政治”的含义有了新的感受。

吴晗用餐少两菜

1949年5月,中央调整了北平市的领导班子,叶剑英另有安排,市长改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聂荣臻兼任。当时,北平市委书记是彭真,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是张友渔,市政府秘书长是薛子正。还有一位副市长就是到任不久的吴晗先生。吴晗时任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是毛泽东、周恩来从西柏坡带进北平城的15位民主人士之一。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中央任命他为北平市副市长,可见对其十分器重。

北平刚解放时,市政府设在府右街南口路西的一座大院里。当时机关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机关食堂分大、小灶,规定市级领导吃小灶,每餐标准“四菜一汤”。由于聂荣臻在军队里有要职,彭真在市委机关工作,一般不在市政府用餐。正常情况下,到小灶用餐的只有张友渔、吴晗、薛子正三人。他们三人常常围在一张桌子上吃饭,食堂管理员按规定在他们的餐桌上摆放“四菜一汤”,从不敢超过标准。

有一天,张友渔、薛子正两人到市委开会中午未回,市政府的小灶只留下吴晗一人用餐。大概是食堂管理员怕做多了浪费,中午只给吴晗上了两菜一汤。吴晗并未在意,吃完饭当管理员问他“您吃好了?”他说了句“谢谢,吃得很好”,就走了。

第二天,彭真到市政府有事,中午被大家留在小灶共进午餐。午餐的标准还是“四菜一汤”,四位领导边吃边聊,气氛十分融洽。彭真十分关心和尊重吴晗,说话间常向他请教一些城市管理的问题。当彭真问及吴晗在工作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和意见时,吴晗当即表示说:市政府机关的同志对他的工作、生活十分照顾,昨天还单独为他炒了两盘菜。彭真一听,脸上渐渐收起了笑容。等吴晗吃完饭,彭真站起身,很客气地请吴晗先回去休息,并亲自送至餐厅门口。回来后,彭真一脸严肃地坐在餐桌前对张友渔、薛子正二人说:“吴晗先生昨日在这里吃饭,为什么只给上了两盘菜,你们了解吗?”薛子正一听,忙叫人喊来管理员。管理员一见是彭书记问及此事,只好将昨日因吴晗一人用餐,“菜上多了怕浪费”的实际想法向彭真作了汇报,并一再解释,吴晗先生吃完饭后,表示过很满意。彭真说:“既然有标准就要按照标准办。特别是对吴晗先生,他是一位党外民主人士,是党中央、毛主席为我们请来的专家。国民党反动派扬言:共产党打仗行,但他们不懂得怎样管理城市和发展经济。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是外行,所以要请一些党外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专业人士和我们一同工作,一同建国。对这些人我们要格外尊重他们,除了在工作上支持之外,也要在生活上给予特别的照顾。如果昨天的午饭,只给你们(指张、薛二人)上两盘菜或者是一盘菜我绝不会说什么,但给吴晗先生少上两盘菜就不行。我们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势利眼,给人家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昨天的事非同小可,这里面有关执行党的统战政策,你们应当受到批评并向市委作出检讨,我们也要就此事写出报告上报中央。”

听了彭真的一席话,张、薛二人当即表示承担责任,管理员也一再向彭真保证,今后再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这么一件小事我以为过去了,没想到几天后,彭真、刘仁(时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张友渔、薛子正等几位领导一块被叫到中南海开会,回来后马上召开市委、市政府机关党员干部大会。在会上,彭真给大家介绍了那天午饭发生的事。许多同志见为这么件小事专门开大会,不大理解,在下面窃窃私语。此时,彭真在会上大声讲道:“毛主席、周副主席刚刚把我们几个市领导叫去,就此事批评了我们。毛主席说:过去我们在解放区,在农村待惯了,到了城市还是老一套。我们有些同志只注意搞节约,不注意团结人,不注意搞统战,不注意党的形象和影响,更不注意党的方针政策,这样做要不得。周副主席也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就此事认真反省一下,如何搞好统战工作,不要只看眼前利益,凡事要往大处去看、去想就对了。”

这次大会,吴晗也到会参加。彭真代表市委、市政府当面向吴晗表示道歉,感动得吴晗热泪盈眶。吴晗在会上发言,表达了对共产党、新中国的热爱和向往之情,决心要用毕生的精力为党、为国家和人民作出贡献。

1957年3月,经彭真、刘仁介绍,党中央批准,吴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黄敬迟到罚三杯

1949年9月中旬,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时任天津市委第一副书记、市长的黄敬也到北平参加大会和开国大典活动。

会前某日,北平市的几位领导彭真、聂荣臻、张友渔、吴晗和薛子正,邀请黄敬游览颐和园,中午在颐和园内的听鹂馆设便宴招待。约好上午10点钟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的一处小亭子聚齐,由张友渔亲自去黄敬下榻的饭店接他。不想,因黄敬有事耽搁了时间,加上当时到颐和园的道路不好,人多路窄且多为土路,等他们赶到颐和园时,彭、聂、吴、薛等几位领导已在湖边恭候多时了。老战友们相会十分亲热,大家边说笑边游玩,沿颐和园的水榭、长廊漫步,共同沐浴着秋日的温暖阳光,领略着昔日皇家园林湖光山色的美景。

不知不觉时已至正午,来到听鹂馆门前,秘书长薛子正说:“饭已准备好了,请黄市长入席吧。”黄敬高兴地说:“颐和园我过去曾来过,却从未在此吃过饭,今日承蒙各位的盛情,真是三生有幸,谢谢啦。”

听鹂馆里摆了两桌饭菜,首长们坐主桌,我们这些秘书、警卫、司机们一桌。彭真代表市委市政府简单地说了几句祝酒词,大家就吃喝起来。

黄敬性格豪爽,席间话多酒也有量。谈到城市建设和管理问题时,黄敬说:“进城以后,不管是建设也好,管理也好,还不都得我们拿主意、想办法。我们是城市的管理者,上级可以管我们,但下级就该服从我们。今天,我和张市长在来的路上,被你们北平的交警拦住了车子。你们的司机和张市长还真怕交警,人家不举手里的棒棒,硬是不敢走。”说到此处,黄敬已显露出在路上的不满之意。他接着有些洋洋自得地说:“我也会开车,在天津我就不怕交警(当时北平、天津刚解放不久,交通警察大都是被留用的解放前的旧警察),有的交警要拦我的车,我一露脸他们就得马上放行。”

见黄敬话说到这儿,彭真接过话题笑着对黄敬说:“黄敬同志,你的做法在天津行,因为在天津你是‘老大’。可在北平,我们在座的都不是‘老大’。不光我们,连周副主席也不是(当时新中国还未成立,周恩来是党的副主席之一)。前不久,周副主席身边的一位司机给他送一份紧急公文,由于不听交警的指挥发生了交通事故。周副主席知道后当即把司机的领导找来,严肃地批评了他们,并要当事人作出深刻检查,要求中央机关所有的同志都要服从警察的管理,支持北平市的工作。”

黄敬见彭真这么一说,脸上立刻收起骄矜自得之色。黄敬和彭真是老相识了。彭真曾在天津工作多年,担任过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29年6月在天津被捕入狱,1935年秋出狱后又出任过中共天津工作组负责人。1945年,彭真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彭真面前,黄敬怎敢自认“老大”。

彭真见黄敬低头不语,接着又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要我们进城后要经受住人民的考验、历史的考验,要我们考出个好成绩,不要做李自成。我们就要踏踏实实地坐下来学习,学习经济知识、城市管理知识、法律法规知识。不要让人家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一群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只会打游击不会搞建设。过几天我们就要建国了,毛主席对我说过,建国后我们要先制定一部国家的大法,就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今后我们还要研究颁布许许多多涉及多方面工作的法律、法规。我们要学会用法来管人,用法来管事,用法来治理国家。那种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游击习气要彻底纠正过来,尤其是我们这些党的高级干部,更应该以身作则,带头执法守法才对。”(1949年10月19日,彭真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作者注)

说到这里,彭真为缓和严肃的气氛,笑着对黄敬说:“黄敬同志,在北平有毛主席、周副主席,有党中央管着我们,我们每天都在谨慎从事,不敢懈怠。在天津你是‘老大’,深得中央的信任,希望你能像周副主席那样要求自己,要求部属,当好天津人民的父母官。”

黄敬见状忙说道:“老彭啊,快别再提什么老大不老大的话了。在您和诸位面前,我黄敬只配当学生,今天这顿饭使我学了不少东西,你老彭的一番高论,让我铭记终生。回去后从我开始,所有机关干部都要认真检查一下思想问题,努力做好天津市的各项工作,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薛子正见席间气氛过于严肃,忙插话说:“黄敬同志有此认识和态度,真值得我们学习,但不管怎么说,今天迟到总是不应该,让诸位同仁等你多时,应该罚酒三杯。”黄敬一听,忙站起身来连声说道:“该罚、该罚、我认罚。”说着伸手端起桌上的酒盅,在几位好友的笑闹声中,连干三杯。

班禅赴宴“挨一蜇”

新中国成立后,和平解放西藏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被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51年初,中央致电十四世达赖喇嘛,欢迎他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同时,中央特别邀请十世班禅活佛来京共商祖国统一大计。

1951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率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京。

4月27日,班禅活佛率青海塔尔寺堪布会议厅的僧俗官员一行45人也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李济深亲往车站迎接。当天晚上,周总理又设宴款待班禅,为他和塔尔寺的僧俗官员接风洗尘。这次见面是班禅和周总理的第一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班禅视周恩来为“最可信赖的长辈”,而周恩来赞誉班禅是“少年活佛,英俊潇洒”。那年十世班禅刚满13岁。

4月28日晚,北京市政府受周总理委托,在市政府大楼设宴盛情款待班禅,以尽地主之谊。参加宴会的有彭真、张友渔、吴晗、薛子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邢西萍)作陪。西藏方面除班禅活佛外,作陪的有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驻京(指南京)办事处处长詹东·计晋美等人。

当时,市政府条件差,根本没有大一点的干净餐厅供宴会用。薛子正只好让大家腾出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临时改做宴会厅。做饭的厨房在办公区的另一端,相距约300米远,中间还要穿过一处大院子。院子里生长着许多树木。正是春光明媚时,紫色的丁香迎风盛开,香气扑鼻,令人陶醉。

由于是盛宴,厨房的距离又远,考虑到安全问题,薛子正叫来我们这些首长身边的警卫和勤务(当时称公务员),一共七八个人为宴会服务。宴会开始后,大家按照事前的分工,端茶的端茶,上菜的上菜,最多的是提着盛菜的食盒,来回奔跑在厨房和宴会厅之间。大家都在尽力地工作着,生怕出点纰漏挨批评。可偏偏不遂人愿,在宴会中就出了件意想不到的“大事”

宴会过半时,班禅年少,吃得又快,最先放下碗筷要去洗手。当时,屋里只在墙角处放了一个脸盆架,脸盆边上搭着条半湿半干的新毛巾。脸盆里的水,是刚刚由一个同志从外面端进来的。

班禅站起身走到脸盆处,在洗完手拧毛巾时,突然大叫起来,引得在场的领导都跑过来看究竟。只见班禅双眉紧锁,哭丧着脸,叽哩哇啦地讲些藏语,使劲地甩着左手。班禅的陪同詹东·计晋美听了班禅的述说,拿起脸盆里的毛巾一看,上面趴着只蜜蜂,原来是班禅的手被蜜蜂给蜇了。薛子正叫人找来机关的医务人员,又是上药,又是包扎,好一阵忙乱,才使班禅平静下来。宴会不欢而散。彭真等几位领导送走了客人回到宴会厅,大家相继坐下后,谁也不说一句话。

过了好一会儿,彭真发话问:“怎么搞的,蜜蜂怎么会爬到脸盆的毛巾上?”薛子正答:“我问了,是刚才打水的同志端着脸盆路过院里的丁香树下,无意中蜜蜂跌落到脸盆里的。”彭真听后,提高了嗓音狠狠地批评起薛子正来:“你这个秘书长是怎么干的?为什么不事前叫人用铁壶将水打好?做事粗心大意马马虎虎,你看你用的这些人!”彭真用手指着我们这些站在墙边的警卫和勤务怒气冲天地说:“一个个愣头愣脑,冲锋打仗还可以,端着脸盆像过敌人的封锁线,根本就不是干这事的料!为什么不去北京饭店请几个服务员过来?”这时,在场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插话说:“老彭,算了!也没什么大事。”彭真一听扭头对他说:“不!这个问题很严重,是一次政治事故。今天我们是受党中央和周总理的委托以北京市政府的名义宴请班禅,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班禅活佛是西藏的宗教领袖,是来和中央商讨和平统一的国家大事的。接待工作中出了问题,是会影响到党的大政方针的。你回去后先向中央汇报一下这里的事,我们马上向中央写出书面检讨,请求处分。”

过了几天,彭真带着市委市政府的几位领导来到中南海,当面向周总理汇报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在彭真身边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对“政治”的含义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政治不光是指一些大事,有些看起来不起眼儿的小事,也会演变成大事。大事、小事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后来,我调到国管局工作。几十年来时刻牢记着“服务工作无小事”的教训,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机关后勤战线上,直到离休。

责任编辑:费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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