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热点>历史

邓力群忆张国焘叛逃前的批判会:谁都可以批 很没面子

2020-03-19 14:39:14   人民网

邓力群忆张国焘叛逃前的批判会:谁都可以批 很没面子

本文来源《学习时报》2013年3月18日第4版,原题“在中央党校的工作与学习”

1937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沙滩的胡同里看到一个布告,是共产党秘密张贴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布告。布告上说学校要招收进步青年,将其培养为军队的团级干部,毕业后到抗日前线去。布告中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能参军抗日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为什么能吸引我呢,当时有着特殊的背景、因素刺激着我。在北平参加民先、学联组织以后,开展的都是地下、秘密的活动,北平以至整个华北,都在国民党政府、军队的统治之下,迫害学生的是警察,到学校抓人的是宪兵。我们的抗日救亡活动被残酷无情地镇压。在这样的环境下,促使我们这些青年认识到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只有开展武装斗争,才能保证抗日救亡的权利和自由。

看了这个布告后,我就向孙滔林提出想去延安。孙是民先总队的组织部长,后来成立全国民先总部,他就成了北平总队的队长。我是民先总部的干事。他说,回去向市委请示一下。很快,市委就批准了我的要求。

1937年4月上旬,我和我的爱人贺凌、吴钢(孙滔林的表弟)三个人离开北平,由地下党交通员陈东(东北人)带着我们,从北平上车,经过郑州,换车到了西安。到西安后,他把我们安排在旅馆里,就去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联系了。

邓力群

邓力群

等了几天,有汽车了,通知我们下午到办事处附近坐汽车。办事处派了一个瘦高个子、眼窝很深的广东人陪我们。同车去延安的还有一个老干部,叫周怡,他是做情报工作的。

两、三天后到了黄陵县,在红军的一个招待所里,驻有一个班的红军战士,他们年纪大的二十多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是“红小鬼”。“红小鬼”都很活泼,穿的衣服很长、很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红军。

第二天,继续上路,两个红军的高级干部上了我们的汽车。后来知道是罗瑞卿、刘晓,他们穿的衣服与警卫员的完全一样。在红军中,官兵是平等的。攀谈起来后,他们知道我们是北平来的学生,就问我们北平的情况如何。我们离开北平时,正值蒋介石从西安被放回南京,北平新、旧学联并存,双方闹矛盾、打架。罗瑞卿和刘晓都说:为什么你们进步学联不和国民党的学联搞统一战线、搞联合呢?我们说:联合不起来,我们要和他们联合,他们也不干。罗、刘说:还是应该联合。

从黄陵县出发,走了三、四天才到延安。到延安的时间,大概是4月下旬了。

我们把介绍信交给了秘书处长王首道,他说:你们是党的干部,应该到组织部去报到。报到之后,我们就住在组织部的招待所里了。

我们本来想进抗大,那时还不知道有中央党校,组织部接待人员考虑、斟酌后,把我们分配到了中央党校。

在五班里,我做的笔记最好,一些老干部下课之后,想留下一点东西,都要来和我对笔记。

那个时候,追求真理啊!我虽然在白区看了一点书,有一点知识,但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党的建设中有什么问题,我并没有实际的认识。在几个月里,虽说学习只是初步的,但对我来说,每堂课都是丰富的精神美餐。在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几次批判张国焘的会议,这是我在党内生活中从未经历过的。两条路线斗争,闻所未闻啊。我们看到,张国焘那么大的干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只要有错误,谁都可以发表意见对他进行批评。在批评他的时候,还是讲文明的,让他坐桌子旁边,可以喝水、抽烟。那时,还不兴让被批评者站起来那一套。我只是感觉到,这样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让人的面子很难过得去啊。后来,张国焘跑了,在延安城里召开过几次揭批张国焘的积极分子会议。党校有些人去了,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听了毛主席、张闻天、廖承志和朱光的讲话。

在这期间,还听过毛主席的一些讲话,有些不是在党校讲的,如在抗大四大队讲哲学,我去听了,一直到现在还有印象。毛主席讲现象和本质,举的例子是二郎神和孙悟空斗法,孙悟空变来变去,变成了一座庙,尾巴没地方放,就变成一个旗杆,立在庙的后面;二郎神左看右看都看不出来,最后发现这个庙的旗杆为何不竖在前面,而是竖在后面,终于发现了破绽。

晚年邓力群

晚年邓力群

那时有这样的风气,听说毛主席要在哪儿讲话,我们不管远近都要跑去听。

1937年11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员、学生都到延安东机场去欢迎。毛主席说:要向西方取经,他们上了昆仑山,取了经回来了,我们就要好好地学,用这些经,来争取抗战的胜利。

接着开了“十二月会议”,中央党校的校长换成了康生。李维汉调走了,成仿吾也调到陕北公学去了。我们听了康生关于“十二月会议”精神的传达,康连着讲了五、六次,我做了详细的笔记,以后又专门整理了一遍,一直保存到现在。好像康生讲话时,提到王明说要把延安建成模范根据地,可是延安到处随便拉屎,这是什么模范啊。康的话说得很挖苦,可能是另有所指吧。

所有讲话的内容都是新鲜的,我们分辨不清与毛主席的主张有哪些不同,哪些对、哪些不对。根本没有这个识别能力,听了以后都觉得好。

在党校毕业前,大家都表示了态度:毕业之后,要上前方。毕业后,大部分学生都上前方了,还有些被派到国民党地区工作去了。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事先也没征求我的意见,把我留下来了。可能是罗迈在四个月的学习时间里考察了我、了解了我,改变了对我的印象,认为我学习用功,就留下当个教员吧。

我们班留下了三个人,王任重、李华生和我,他俩的党龄都比我长。他们也同样表了态,要求上前方。

我留校时,已经是1937年12月底或1938年1月初了,当了一个多月的班教员。这期间,我认识了章夷白,章是北伐时期的老干部,黄埔军校毕业,在一次战斗中,两条腿被机枪扫射打中了,命没丢,但两个膝盖残废了,所以大家都叫他机械化腿。这是个很好的同志。

当班教员的工作结束之后,说要成立几个教研室或教研组,我就到了中国问题教研组。和我一起工作的是胡松、张泽敏。

做教员前,延安还找不到什么书。做了教员以后,赶上延安开始自己印书了。最早印了两本书,我记得其中一本是《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这以后,由张闻天组织翻译的《列宁选集》20卷、《马恩丛书》10卷陆续印出来了。这些书出一卷我就读一卷,很认真地看,由于有了在五班的学习基础,再读这些书,就能够读进去了。

在教员的岗位上,我一直工作到1938年5月,整整五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教学的工作不多,只是备课,还没有正式上课。但在这五个月的时间里,白天、晚上,我都是读书,《列宁选集》、《马恩丛书》出齐了,我也读完了。我当教员安心,读书也安心。

责任编辑:费琪
展开全文

猜你喜欢

热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