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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口罩的拜火教,现在怎么样了?

2020-02-12 16:27:59   澎湃新闻

2020年2月1日,伊朗红新月会捐赠的100万个口罩运抵北京,帮助中国人民抗击疫情。之后伊朗又宣布,再向中国捐赠100万个口罩。这是伊朗在年初频繁抢头条之后,再度进入人们的视线。其实,口罩——这个现在大家离不开的抗疫神器,与伊朗也有不解之缘。这还得从拜火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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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口罩,源自拜火教

拜火教植根于雅利安人的早期信仰,与印度教同出一源。它还有一个名字是琐罗亚斯德教,相传是由一位叫琐罗亚斯德(又译作“查拉图斯特拉”“苏鲁支”)的先知所创。至迟在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前550—前330年),拜火教已经成为今天伊朗地区的主流宗教。作为早期的一种世界性宗教,拜火教在古代流行于今天的伊朗、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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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便是借琐罗亚斯德之口阐述其哲学思想。德国著名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则创作过名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交响诗。图为伊朗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标准像。

自魏晋至唐代,拜火教也频繁见于中国古书,被称为“祆教”或“火祆教”。“祆”读xiān,是为拜火教所造的专字。拜火教尊奉光明之神、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相当于古印度的“阿修罗”),与其对立的则是代表黑暗的恶神阿赫里曼(Ahriman)。“光明”与“善”是拜火教的主题,“三善”(善思、善言、善行)是教徒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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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发现了距今2500年的拜火教古墓葬遗址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浮雕以及今天伊朗的火庙,都能见到一种被称为“法拉瓦哈”(Faravahar)的图案,表现的是半身神人与有翼圆盘的结合,而有翼圆盘也在古代埃及、亚述地区流行。它被认定为拜火教乃至波斯文明的标志物,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的事。有人认为,图案中的神人便是拜火教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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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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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都城波斯波利斯的法拉瓦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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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汽车品牌“马自达”的名字便来自阿胡拉·马兹达,“Mazda”与马自达创始人松田重次郎的姓氏“松田”的英文(Matsuda)相近,其车标则是法拉瓦哈的简化。

因火被视作光明之神的化身,故拜火教视火为神圣之物。在金庸的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总坛设在波斯的明教便是崇拜光明与圣火的。根据金庸的描述,明教即摩尼教,世人称为“魔教”。摩尼教在糅合犹太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的同时,也因袭了拜火教的许多观念,这也是导致《倚天屠龙记》混淆拜火教和摩尼教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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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献将摩尼教称作明教,故不少人认为元末明初参与农民起义的明教即摩尼教,同时融入了其他民间信仰。但也有人指出明教与摩尼教无关,其主要来源应该是白莲教,与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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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被视作光明的象征,可以消除黑暗与邪魅。图为武汉火神山医院

拜火教认为火是神圣的,而凡人呼出的气体是不洁的,故在祭祀的时候,拜火教祭司(被称为“穆护”或“麻葛”)需要戴上面罩防止飞沫玷污圣火。一般认为,这是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口罩。拜火教崇尚白色,故口罩也是白色的。从其功用、样式和颜色看,的确与今天的口罩极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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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塔吉克斯坦奥克瑟斯宝藏的拜火教祭司金像,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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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拜火教徒

当然,从具体的功能看,拜火教的口罩与现代意义上的口罩仍有距离。现代意义上的口罩要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的德国医学家意识到在动手术时飞沫可能会感染病人,于是用纱布制造了最早的医学意义上的口罩。1918—1919年造成全球约10亿人感染、五千万人以上死亡的“西班牙流感”,则令口罩实现了全球的大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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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流感”刷新了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结束以及一系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人类不得不面对另一种可怕病毒的侵袭。图为“西班牙流感”期间,电车售票员阻止没戴口罩的乘客上车,这一幕与今天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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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流感”流行期间的日本东京女学生

拜火教对洁净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极其强调身体的洁净与食物的洁净。拜火教徒在祷告时双手摊开,掌心朝上摆在胸前,这与戴口罩一样,也为了防止凡人的不洁之气污染圣物。穆斯林的祈祷手势便来源于此。拜火教徒需要在每天的五个时辰里进行五次祈祷,伊斯兰教的“五日拜”亦源自拜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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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中的现代伊朗拜火教徒

不少学者相信,拜火教中诸如正邪对立、天堂-炼狱-地狱、末日审判、死者复生、救世主等观念,都影响了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以拜火教神祇密特拉(Mithra)为基础的密特拉教,一度流行于罗马帝国等地。至于摩尼教,其尊奉光明之神、主张善恶二元的观念更是直接源自拜火教。此外,西藏苯教中也有类似于拜火教的善恶二元、崇尚火与光明、天葬、天珠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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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火教的眼中,摩尼教是异端,创始者摩尼被波斯萨珊王朝迫害而死。图为福建晋江草庵,是中国仅存的完整的摩尼教遗迹,庙内供奉着“摩尼光佛”,香火仍盛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拜火教的因素。如《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其重要概念“原力”有光明面与黑暗面,便有拜火教的影子。再如红遍全球的美剧《权力的游戏》,红袍女梅丽珊卓尊奉与寒神对立的光之王,在火中洞悉未来,红袍女所属宗教的原型无疑便是拜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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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权力的游戏》中的梅丽珊卓

圣火不熄:拜火教在伊朗

随着阿契美尼德王朝被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所征服,古代伊朗进入希腊化时期,拜火教遭到沉重打击,火庙被毁,许多麻葛(祭司)被杀死,拜火教徒因而将亚历山大大帝称为“杀麻葛者”。在希腊化时期,伊朗南部以及阿塞拜疆、犍陀罗等地仍维持着拜火教的信仰。

在帕提亚王朝(前247—224年,即中国古书中的“安息”)时期,拜火教再度兴起,国王致力于搜集拜火教的经典,神殿中甚至出现了阿胡拉·马兹达与希腊诸神共存的景象。目前所见最早的火庙遗址位于伊朗东部的德兰吉亚那,便要追溯到帕提亚时期。

在波斯第二帝国——萨珊王朝时期(224—651年),拜火教重新成为国教,并经过了官方的整理与规范。国王身兼教主,自称“阿胡拉·马兹达的祭司长”。在这一时期,萨珊波斯与唐帝国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操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信奉拜火教的粟特人更是在丝绸之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阿拉伯人的强势进攻之下,萨珊王朝于公元651年灭亡。萨珊王朝的末代王子俾路斯投奔大唐,但大势已去,拜火教也在伊斯兰化的进程中逐渐衰微。阿拉伯人入主之后,拜火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一样,出于一神教的共性以及教义的联系,它们的教徒被视作“有经人”,即有经典的人。有经人可以坚持原来的宗教,但青壮年男子需要上缴人丁税。一些拜火教的著作,是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编纂的,有的著作还与伊斯兰教展开神学的争论。

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萨珊时期的拜火教因其森严的等级观念与繁缛的宗教仪式愈加脱离大众,伊斯兰教则更加亲民且与拜火教有许多共性,加上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考量,许多波斯人自愿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但在后来突厥人、蒙古人以及波斯人统治的时期,波斯人被强迫改宗伊斯兰教的事件时有发生。经过近四个世纪的伊斯兰化,先是城市,然后扩展到农村,伊斯兰教逐步取代拜火教,成为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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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西北部的塔赫特苏莱曼有萨珊波斯时期的火庙遗址

到了14世纪,原先的绝大多数火庙已被废弃,或被改造成清真寺。但拜火教在伊朗并未绝迹,被边缘化的拜火教徒仍坚持着波斯人的自尊与执拗。祭司长最终选择驻锡于亚兹德附近的沙里发巴特村,这里人迹罕至,长期干旱,环境恶劣。当年从火庙抢救出的圣火最终被安置在沙里发巴特村不起眼的泥砖建筑之中。火焰燃烧至今,映照着波斯人最古老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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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伊朗拜火教徒

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中,拜火教徒受到的排挤可想而知。他们被称为迦巴尔(Gabar,不信教者),并被一些社会禁忌所束缚,譬如不能建造用来降温的风塔、不能骑马、不能穿他们传统的白衣、需要缴纳人丁税等等。尽管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但他们仍坚忍地在亚兹德、克尔曼等地信守其对光明之神的承诺。由于拜火教是极强调道德与自律的宗教,因此拜火教徒的勤劳诚恳也得到周围穆斯林的认可,乃至于当地流传这样的谚语:人们应该在犹太人家里吃饭(因为可以受到很好的招待),而在拜火教徒家中睡觉(因为可以完全信任主人)。

恺加王朝(1779—1925年)末期,拜火教徒的人丁税被废除,社会地位得到改善,开始活跃于伊朗的商界和文化界。如贾姆希德·巴赫曼·贾姆希迪安(Jamshid Bahman Jamshidian)作为拜火教徒的首富,曾主持伊朗的宪法改革。

在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时期,拜火教获得更多的权利,拜火教作为波斯文明的重要符号或民族主义的工具,被以恢复波斯帝国荣光为理想的巴列维家族所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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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伊朗拜火教徒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拜火教“复兴”的进程中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奉行的是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目前全国98.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中有5-10%的人属于逊尼派。少数派宗教被边缘化,但仍得到发展,目前伊朗境内大概有三四十万的基督徒、两三万的拜火教徒以及一两万的犹太教徒。此外,伊朗议会为基督教、犹太教和拜火教留有总共5个席位。但伊朗政府不允许由伊斯兰教分化出来的巴哈伊教存在,正如当年萨珊王朝不能容忍摩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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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兹德的火庙,建于1940年(作者摄)

20世纪以来拜火教的境遇得到了极大的改观,至少在法律上被赋予平等的地位。但现代城市化的进程,也给伊朗的拜火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拜火教徒走出偏远的山村,迁到首都德黑兰,穆斯林则向他们的社区渗透,单纯的拜火教徒村庄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拜火教面临着世俗化的考验,许多年轻人疏离了传统信仰,祭司阶层逐渐被边缘化,后继乏人,改革、简化理论与仪式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譬如天葬作为拜火教的重要特征,由于不适应城市化的发展,已然不复存在。拜火教因认为火与土作为宇宙的基本元素不可玷污,故实行天葬,寂静塔即拜火教徒的天葬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拜火教徒逐渐将寂静塔废弃,官方则在1970年彻底禁绝天葬,拜火教徒转而将亡者集中葬在墓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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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塔现在已经不再具备实用功能,它的废弃并不是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事。图为亚兹德的寂静塔(作者摄)

目前伊朗的拜火教徒除了居住在原先的亚兹德和克尔曼,不少已经定居德黑兰。德黑兰的教徒倾向于改革,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现在有比较大的话语权;亚兹德和克尔曼的教徒相对保守,仍僻居乡村。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目前伊朗的拜火教徒减少了近万人。这与较低的出生率有关,也与一些拜火教徒与穆斯林结婚后改宗有关。与不少伊朗人一样,一部分伊朗拜火教徒也移民到了欧美。

在萨珊王朝覆灭之后,伊朗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波斯与伊斯兰的双重性。沙特阿拉伯最高宗教领袖“大穆夫提”阿尔·沙伊赫曾说:“伊朗人不是穆斯林,他们是琐罗亚斯德的子民。”这显然是出自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成见。对此,有些伊朗人的反应是:没错,我们是居鲁士大帝的后代,是琐罗亚斯德的追随者。就我接触到的伊朗人而言,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尽管他们在名义上是穆斯林。现在的许多伊朗青年,重新燃起对拜火教的兴趣,甚至希望加入拜火教。但在目前的伊朗,穆斯林不得改宗,有志于拜火教的青年尚难以真正实现他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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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宗教领袖说“伊朗人不是穆斯林”

事实上,尽管伊朗很早便被伊斯兰化了,但波斯文明的基因并未断绝,这体现在政治传统、文艺作品、民族习惯等方面。甚至可以说,征服波斯文明的阿拉伯文明和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也被波斯化了。今天伊朗的伊斯兰教徒主要属于什叶派,之所以选择历史上非主流的什叶派,与波斯人不甘屈服于阿拉伯人、有意与阿拉伯人相区别的心理有关。什叶派所崇拜的伊玛目有波斯王族血脉,第四代伊玛目阿里·辛奥别丁的母亲便是萨珊波斯的亡国公主,什叶派也因此更容易被波斯人所接受。什叶派实际上是在伊朗本土化后的伊斯兰教。

今天的伊朗人(也包括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土耳其、中国新疆的一些族群)仍然要庆祝他们的春节——“诺鲁兹”(Nurouz),这正是拜火教中太阳诞生的日子,时间在春分前后。在诺鲁兹节之前,伊朗人还要过跳火节,人们跳过火盆,驱除一年的污秽。

拜火教其实从来未曾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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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跳火节

走向世界的拜火教

拜火教曾活跃于今天的伊朗、中亚诸国,伴随着伊斯兰化进程,拜火教基本淡出了这些地区。中国古代的拜火教信仰,则在唐武宗灭佛之后逐渐消亡。目前除了在伊朗本土有一定数量的拜火教徒,还有为数不少的拜火教徒在南亚次大陆得到新的发展,进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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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介休的祆神楼是目前中国境内仅存的与拜火教有关的建筑,始建于北宋,后改为三结义庙

在公元10世纪左右,有一大批拜火教徒乘船来到南亚次大陆西海岸,在今天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巴基斯坦的坦信德省等地逐渐定居下来。他们被称为帕西人(Parsis,有些近代书籍译作“巴斯”),“帕西”即“波斯”。而在帕西人到来之前,南亚次大陆已有一些散居的拜火教徒。目前印度的帕西人大概有6万多人,巴基斯坦另有数千人。

帕西人在印度仍延续着其拜火教的信仰,发展出了帕西版的拜火教。帕西人的社群相对封闭,一般不与外族通婚。他们低调地做了八百多年的农民,期间也曾遭到迫害,如15世纪初一些帕西人因拒付人丁税而遭到屠杀。莫卧尔王朝时期,帕西人的地位得到改观,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更是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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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帕西人画像

在英国人看来,与“懒散,无理性”的印度人不同,帕西人“勤勉、讲道德、精明”——这得益于拜火教“三善”的教诲。帕西人的思想相对开明,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从而成为沟通英国人与印度人的中间人。他们鼓励年轻人接受新式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因此普遍高于一般的印度人。他们活跃于英国殖民政府的管理部门和工商业领域,在造船、钢铁、化学、纺织、电力、铁路等行业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帕西人在印度第一都市——孟买的崛起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孟买也是目前帕西人的主要聚居地。

随着印度独立,许多英国资本的企业被帕西财团所收购,帕西财团在印度商界愈加举足轻重。如当今印度的第一大财团塔塔财团便是帕西人贾姆谢特吉·塔塔(Jamsetji Tata)缔造的,因其覆盖印度的各行各业,故印度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早晨被塔塔生产的闹钟叫醒,坐着塔塔生产的汽车出门,经过塔塔建设的钢铁大桥,走进塔塔旗下的企业工作,拿着塔塔电信的手机打电话,下班后,在塔塔旗下的超市买食物,然后回家,喝塔塔生产的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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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工业之父”贾姆谢特吉·塔塔

出于他们在商界的突出影响力,帕西人被称为“印度的犹太人”。他们与犹太人的确有几分相似之处。帕西人和犹太人都表现出族群与宗教的紧密结合,均不热衷于传教,重视血缘,且奉行教内通婚。严格来说,只有父母都是帕西人,才能被认定为帕西人。他们并不欢迎外族人加入,1983年曾有两位伊朗拜火教祭司和两位帕西人祭司同时为一位美国人举行入教仪式,引发了帕西人内部的广泛争论。

帕西人的发迹与鸦片贸易息息相关,鸦片战争之前从事鸦片贸易的外国公司接近一半是由帕西人经营的。近代以来,被称为“白头夷”或“大耳窿”的帕西人在上海、广州、澳门、香港等地一度相当活跃,创办了许多洋行。尤其是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印度本土之外的重要社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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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福州路539号曾是“白头礼拜堂”,即帕西人的火庙,现为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无论是在印度还是香港,帕西人都乐于回馈社会,如捐建学校、医院等。帕西人有力推动了香港早期的公共建设。香港大学的创建,便得到帕西人么地(Hormusjee Naorojee Mody)的巨资捐助,至今香港还有“么地道”“么地广场”等地名。至于“碧荔道(薄扶林道)”和“旭龢道”,则分别得名于帕西富商碧荔(Bisney)和帕西裔立法局议员罗旭龢(Robert Hormus Kotewall)。此外,J. H. 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出资创办了律敦治医院,米泰华拉(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创建了天星小轮的前身九龙渡轮公司。香港总商会、香港汇丰银行委员会的创会委员,以及联交所上市公司董事,都有帕西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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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善乐施大厦原为帕西人的火庙,上有拜火教的标志

由于经济条件好、受教育程度高,不少帕西人晚婚甚至不婚,宗教观念的制约又导致跨族群、跨宗教通婚不容易被接受,这使得帕西人的人口有持续下降的趋势。目前居住在香港的帕西人已不足200人,印度本土的帕西人则以每十年人口减少12%的速度衰减,已经从殖民地时期的11万人减少到目前的6万人左右。而伊朗本土拜火教所面临的窘境,如祭司阶层的衰微、世俗化的加深等,也同样体现在帕西人身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现代观念的冲击,已经严重威胁到帕西文化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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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西人的传统婚礼

尽管背井离乡一千多年,帕西人仍保持着他们的拜火教传统,但很多时候又不得不迁就异乡的风俗。帕西人主要讲印度的古吉拉特语以及英语,许多习俗也已经印度化。天葬的葬俗,在印度本土仍然保留。在香港等地,帕西人则入乡随俗,不再固守天葬的传统,而是像当代伊朗本土的拜火教徒那样兴建墓园。因印度人崇拜牛,帕西人祭祀时只能用羊替代牛。豪麻汁是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帕西人在印度当地找不到豪麻,只得用其他植物代替。近代以来,不少帕西人寻求对拜火教进行改革。帕西人正是在变与不变之中,延续不灭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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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兽药双氯芬酸的滥用,印度当地的秃鹫趋于消亡,帕西人的天葬葬俗面临着窘境。古代中国的拜火教徒也曾遭遇秃鹫“短缺”的问题,他们改用狗分解死者的肉身。图为孟买的寂静塔

从15世纪开始,帕西人与伊朗本土的拜火教徒取得联系,并向后者咨询教义问题,相关文件汇编为名为《教义问答》的书信集。在19世纪,帕西人与伊朗本土的拜火教徒再度建立紧密的联系。与当时财力雄厚的帕西人相比,伊朗本土的拜火教徒普遍贫困,社会地位低下。在帕西人和英国人对恺加王朝的施压下,伊朗拜火教徒的人丁税被取消,开始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帕西人还帮助伊朗拜火教徒兴建火庙和新式学校,扶持贫困家庭。受到良好教育的伊朗拜火教徒逐渐开始在本国商界发挥影响力,几乎复制了帕西人的成功轨迹。帕西人还邀请伊朗拜火教祭司前往印度主持仪式,一些伊朗拜火教徒也陆续移民到印度。

目前全世界的拜火教徒数量已经低于10万。除了上文提到的伊朗、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香港,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斯里兰卡、新加坡、肯尼亚等国也有一定数量的拜火教徒。向海外迁徙的主要是帕西人,北美和英国也有部分拜火教徒来自伊朗本土。此外,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等国目前虽然以伊斯兰教为主,但有一些人希望恢复祖先的拜火教传统,叙利亚、伊拉克的不少库尔德人也将自己定位为拜火教徒。

拜火教的辉煌时代已经远去,但它的星星之火,仍在五大洲闪烁。

参考文献:

1.Mary Boyce, A Persian Stronghold of Zoroastria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林悟殊:《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年。

3.龚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4.John R. Hinnells, The Zoroastrian Diaspora: Religion and Mig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Michael Stausberg and Yuhan Sohrab‐Dinshaw Vevaina (eds.),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Zoroastrianism, Mass./Oxford: Wiley Blackwel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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