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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纵日记》看戴笠香港被扣事件

2019-08-08 10:36:42   团结报党派e家

戴笠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特工了,尽管从来没有担任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长的职务,但军统大小人等无不把他看作是军统的“掌门人”,是团体的“老板”。可是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中国“特工王”,居然曾经被港英当局扣留并关入牢中长达十二小时,这段“阶下囚”经历实在是让戴笠终生难忘。

戴笠和蒋介石

戴笠和蒋介石

唐纵记述的戴笠被扣事件

唐纵,又名唐乃建,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抗战时由驻德使馆助理武官调任侍从室,先后任第一组参谋与第六组(情报组)组长,并兼军统局帮办。他被视为军统三巨头之一(其他两人分别是郑介民和毛人凤)。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6月10日

毛人凤来,谓戴先生在香港为港警所扣留,现请求委座电英大使交涉。英人诚可恶,此可表示英人对我无友好诚意。不久,人凤电话,谓已释放,但仍不许离港,必须提出保证。此事经委座指示,可向港方声明其身份地位,并质问何以如此无理。但如英方询问有无报告委座时,可答未有。

6月20日

昨晚访雨农(戴笠字),慰问其在香港之冤枉。雨称,此事港政府为有计划之行动,欲以打击戴以为其在内部人事上之斗争手段。港督罗国富谓雨云,因为他得罪了日本人,所以逮捕他。英大使卡尔,听此话甚气,当即对雨说,罗国富有病,快要死了,请不必介意。

唐纵日记中只有这两段提及戴笠香港被扣事件,不过仍然提供了相当的讯息供我们解读。

首先,唐纵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戴笠香港被扣的准确时间。由于这一事件并不为人所熟知,加上一些网络作品的误植,坊间流传错误百出,甚至于连戴笠年谱中居然也出现了错误。有认为事情发生在1935年11月之后,王亚樵刺杀汪精卫之后,戴笠衔命去香港追杀王亚樵,结果被港英方面以“非法携带武器入境”为借口扣留了。有网文声称“1936年3月下旬,香港各报均以赫然醒目的通栏标题登载了一则消息:《军统局特工首脑戴笠被香港警务处拘留》”。也有研究者认为“戴笠前往香港的时间应该是在1940年”。查对唐纵日记,上述第一段引文时间是1941年6月10日,因此可以推断戴笠被扣的时间是1941年6月9日。

其次,唐纵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戴笠被扣原因的一种解说。网络传言如上一节所示,戴笠被扣与王亚樵有关,这显然是向壁造车的结果。有研究者认为,据王维钧回忆,温毓庆(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因人事倾轧而于1940年离开重庆前往香港的,当年夏天王维钧受命去香港劝说温毓庆返回重庆,但为温所拒绝,并“据毛庆祥透露,在我去香港之后,戴笠亲自去香港面邀温毓庆回渝,遭到了拒绝”,“不久,温就去了美国”,“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居里来华到重庆。据说居里和蒋介石在谈话中曾提到温毓庆。居里说,像中国温毓庆这样的人才留居国外,颇为可惜。蒋介石于是又下令撤销了这个秘密通缉令。但温毓庆以后始终未见返国。”因此戴笠之所以去香港与温毓庆有关,被扣可能也与此有关。

不过唐纵日记认为“此事港政府为有计划之行动,欲以打击戴以为其在内部人事上之斗争手段”。也就是说这是英国政府内部“绥靖派”与“亲华派”之间产生矛盾,用扣押戴笠的方法作为自己斗争的手段。下文中“港督罗国富谓雨云,因为他得罪了日本人,所以逮捕他。英大使卡尔,听此话甚气,当即对雨说,罗国富有病,快要死了,请不必介意”似乎恰好是这一种说法的注脚。沈醉6月17日的日记里也写道“同时有三件事,是中国少有的。一、英大使飞港道歉;二、港督签发保障之证明书并允不检查登记,随时乘坐交通工具;三、派殖民地的警察负责长官三人来渝见老板请教(仰光、香港、星洲)”。由此看来,此次戴笠被扣事件似乎尘埃落定,完全是港英方面的擅自行动,并没有什么太多目的性蕴含其中,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唐纵

唐纵

戴笠被扣原因

面对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事变,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从“九·一八”事变爆发至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英国一直是绥靖政策的主要推行者,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对英国的不满。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英国对中国的抗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同情和声援。甚至在1940年7月,在日本的压力之下,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关闭了滇缅公路,中英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此次戴笠被扣事件并非单纯人事斗争,而是港英方面直接与英国政府取得默契,在远东试图逼迫中国与日本妥协,采取的一种“敲山震虎”的政治手段。

关于被扣事件,戴笠自己在给蒋中正的电文中说到“生……佳晚由韶飞港(携有戴逸民护照),拟即转机来渝,不料抵港时即被港警察司扣留……昨托军令部驻港代表余兆麟向港警司要求保释,未获许可……因港政府查悉上海租界之除奸案件均系生所指挥,故须生暂驻旅馆,待日内英大使自渝来港,由生面晤英大使,并须保证今后香港不发生上海同样事件,再行离港回渝,等情。查港警司昨夜扣留生时,情势严重,完全以罪犯对待,但生随身毫无可疑证据,港府此意,意存威胁与钳制,生决不肯承认也。伏乞钧座派员向英大使交涉,稗生得即行回渝为祷”。

电报中说“佳晚”,即为9日晚,又由“不料抵港时即被港警察司扣留”和“查港警司昨夜扣留生时”两句可知,戴笠即是在9日(“昨”)晚飞到香港时被港英警方扣留的。因此,戴笠被扣香港时间为1941年6月9日。

被扣的原因则是军统在上海租界处理汉奸,引发了日本对英国的抗议。其中1941年初军统特工处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职员一事对日伪触动非常大。由于此时欧洲大陆几乎全部落入纳粹德国掌控之中,英国无力顾及远东,加之英日有传统同盟关系。因此,英方试图向日本示好。1940年封闭了滇缅公路,更是切断中国抗战的输血大动脉。在这种绥靖政策下,英国采取这一非常手段是耐人寻味的。

日记和电报的差异

如果仔细对比唐纵日记以及戴笠本人的电报,会发现有许多差异之处。例如,戴笠被扣原因,英方态度等等,双方似乎谈论的并不是同一件事一般。究其原因,大致应该有以下几点:一是事发突然,重庆方面没有得到一手信息,只能依靠传出的只言片语进行猜测;二是此事对戴笠本人而言,无异于奇耻大辱,故而无论与朋友还是部下谈论此事的时候,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处,以免在部下面前失面子。但他对蒋中正则无此等心态,故而电文中应是真实状况;三是顾及中英关系发展,尽管这事是英国政府与港英当局所唱双簧。但是中国当时急需外援,尤其是滇缅公路被封锁,对中国影响甚大。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方面虽然痛恨英人,也不能逞一时之快,而坏抗战大局。因此,只能选择将英国政府与港英当局人为分割开,将怒火烧向港英当局,从而维系中英关系大局,以求重开滇缅公路。“此事经委座指示,可向港方声明其身份地位,并质问何以如此无理。但如英方询问有无报告委座时,可答未有”这段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恰恰可以透露出中国政府当时的窘境。从心理上说,不抗议不指责英方,中方怨气无法消解。蒋中正自己在6月11日的日记里说:“香港扣留我特务副局长,英人之狡狯毒辣不亚于苏俄,惟其假面具常戴着,不易见其真耳。”但蒋中正对中英关系重要性心知肚明,宁愿用“不知情”的方式侧身事外,以便在事件出现僵局的时候方便出来转圜。

就唐纵日记而言,如果单纯从身份地位上讲,其日记内容应当权威无疑。可是在戴笠香港被扣事件上,唐纵日记仅仅陈述了事件最外层的内容,如果单纯依据此去分析事件原因等深层次内容无异于“步入歧途”。(叶铭)

唐纵(1905—1981),湖南省酃县人,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初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1929年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内任职,创办《建业日报》,1930年任戴笠的情报处主任秘书,1932年任复兴社总社副书记;1936年,唐纵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自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军事情报前后有8年;1945年9月起,唐纵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军统局代局长、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主持国民党在全国的警政;1949年去台湾,历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常委、台湾驻韩国“大使”、大民银行董事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其日记本丢失在大陆,1981年去世。

责任编辑:费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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