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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肉与政治:日本人为何禁止肉食近千年

2019-01-16 14:46:11   

吃肉这件事,我们今天看来习以为常,但在古代日本,官方禁止食肉的历史至少有近千年。

正如德国学者希斯菲尔德所言,“在分析任何社会的时候,饮食都是一个合适的标准”,古代日本人从“食肉”到“肉食禁止”再到“倡导食肉”运动,不仅是饮食结构的嬗变,更是其社会文化变动的一个缩影。

吃肉与政治:日本人为何禁止肉食近千年

食肉:从果腹手段到政治仪式

在史前时代,捕猎并食用动物就已经是日本列岛上上人类的生存手段之一了,那么他们吃什么呢?康拉德·托特曼在《日本史》中说:“在诸多大型生物(如猛犸、大象等)灭绝之后,各种各样较小的动物群,包括猴、鹿、熊、野猪以及众多水禽和陆禽,(此时)仍然生活在这条岛链中。”

进入早期国家时代后,“食肉”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需要,更具备了文化内涵。《三国志》对“邪马台国”这样描述道:“至邪马壹(壹系臺之误——笔者注)国……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

这透露了以下信息:首先,邪马台人有食肉习惯;其次,邪马台没有牛马(养殖技术)、没有虎豹(大型肉食动物);最后,丧主服丧期间“禁肉”,这说明“食肉”已然与(丧葬)风俗乃至某种(本土)信仰有所联系。

到了大和国政权得以确立的5世纪上半叶,“猎场割鲜”作为一种“仪式”被纳入到政治体制的架构之中,肉类料理技术也有显著的发展。《日本书纪》中对雄略天皇(即《宋书》中“倭王武”,公元456—497年在位)有这样的记载:

“二年……冬十月……丙子,幸御马濑,命虞人从猎……问羣臣曰:猎场之乐使膳夫割鲜……羣臣莫能对……于后宫语太后曰:今日游猎大获禽兽,欲与羣臣割鲜野餐,历问羣臣,莫能有对,故朕嗔焉。皇太后知斯诏情,奉慰天皇曰:……陛下因游猎场置害人部降问羣臣……...膳人长野能做宍脍,愿以此贡……”

从这个“雄略二年冬十月事件”中可以解读出如下信息:其一,“游猎”乃是雄略天皇(大王)巡幸地方、彰显政治权力的重要手段;其二,在猎场“割鲜野餐”乃是“游猎”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其三,“能做宍膾”作为一个重要的“料理政务”,在这一时期进入到“氏姓·部民”体制中;其四,皇太后及群臣争贡“能做宍脍”之人的叙述,反映出在雄略一朝,“食肉”以及相关的料理技术在贵族阶层中已然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肉食禁止”:宗教信仰的影响和自然灾害的应对

日本从政治上禁止肉食是在7世纪(即奈良时代),和佛教的大规模传入紧密相关。佛教传来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要事,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所言,“在影响日本民族具有的代表性的世界观中……首先是大乘佛教及其哲学”。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作为概念的“日本”开始形成。日本学者网野善彦指出:“以列岛西部即从现在的近畿到九州北部为基础,列岛上逐渐形成了真正的国家,其于7世纪定国号为‘日本’,之后,关于‘日本’、‘日本人’的讨论才成为可能。”

吃肉与政治:日本人为何禁止肉食近千年

日本东大寺是建于奈良时代的著名佛寺,公元728年由信奉佛教的圣武天皇建立。

625年(天武4年),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份“禁猎令”问世,《日本书纪》记载道:

“庚寅,诏诸国曰:自今以后,制诸渔猎者,莫造槛牢及施机枪等之类,亦四月朔以后,九月三十日以前……且莫食牛马犬猿鸡之宍,以外不在禁例……”

日本学者中村生雄认为,这条法令“是日本接受佛教‘不杀生’戒律并极端化的表现”;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当时逐渐形成的“神道祭祀”的影响,学者王蓉认为,“神馔中一般没有兽肉,这是日本历史上‘禁肉食’的原型。”

而自持统朝以降,与“肉食”或“禁肉”相关的事件日益增多,据《日本书纪》与《续日本纪》记载:

691年(持统5年)诏:“此夏阴雨过节,惧必伤嫁……令公卿百尞人等,禁断酒完,摄心悔过……”

718年(养老2年):“丙辰,筑后守正五位下道君首名卒,首名少治律令,晓习吏职...下及鸡豚,皆有章程……”

722年(养老6年)诏:“阴阳错谬,旱灾频臻……令国郡司……禁酒断屠……”

737年(天平9年)诏:“四月以来,疫旱并行……禁酒断屠……”

755年(天平胜宝7年)敕:“太上皇枕席不安,寝膳乖宜……延命之药,莫若济苦...始自今日,自来十二月晦日,禁断杀生……”

758年(天平宝字2年)敕:“皇太后寝膳不安,稍经旬日……始自今日,迄今年十二月三十日,禁断杀生,又以猪鹿之类,永不得进御……”

791年(延历10年)诏:“断伊势、尾张、近江、美浓、渃浃、越前、纪伊等国百姓,杀牛用祭汉神……”

从这些文献看来,在奈良时代,畜牧业得到了朝廷的扶持并有所发展,但是“禁猎”乃至“禁肉”却频繁出现在天皇诏令、敕书之中。以上记载透露了更多与“政治”有关的信息。

一方面,面对旱涝等自然灾害,“肉食禁止”具有了双重含义,其现实意义在于缓解粮食危机,政治意义则是天皇通过“罪己”表达对于“异象”的“恐惧”;

同时,“禁肉”亦是天皇的祈福行为,如孝谦天皇的两条敕令,系其为父母祈祷延寿的举措,这显然是佛教行善积德观念的体现;

另一方面,禁肉食作为“居丧”之礼仪乃日本固有风俗的延续——邪马台国“其死停丧十余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而孝谦天皇“居丧之礼,臣子犹一,天下之民,谁不行孝,宜告天下诸国,自今日起迄来年五月三十日,禁断杀生”——投射出律令制及天皇权威形成过程中萌生的、与“家天下”类似的某种国家观念。

简言之,7世纪以降,随着佛教、神道祭祀的兴盛,以及国家政治的干涉,“肉食禁止”的观念在列岛逐渐得到确立,在其后的1200余年中,虽然有所反复(尤其是民间食肉行为始终存在),但“不吃肉”确实成为了日本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

“体力即国力”:明治时期为强国而“倡导食肉”

1543年9月23日(天文12年8月25日),葡萄牙人登陆日本,鹿儿岛禅僧南浦文之(1555—1620)记录道:“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国来,船客百余人,其形不类,其语不通……”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与基督教的传入,食用牛肉在列岛西南地区一度有所恢复,但由于德川幕府的“禁教”与“海禁”政策,这种潮流迅速在日本偃息了。

1853年(嘉永6年)“黑船来航”,美国东印度舰队敲开了日本国门,以肉类为主体的西洋文化如潮水般迅速涌入列岛。明治新政府登台后不久,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倡导食肉运动”,其背后有着两大思想背景。

首先,“废佛毁释”运动导致佛教地位下跌、其教条亦有所松动。1870年(明治3年)元月3日,政府以天皇名义颁布《宣布大教诏书》,随后,破坏寺院、强制僧侣还俗的行为席卷全国。1875年信教自由法令颁布后,佛教势力有所恢复,但显然已经不复当初之强盛。

其次,一种现实主义的“吃肉强身说”,代表人物即号称“东洋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作为日本最早一批拥有留洋经历的人物之一,福泽谕吉的《西洋衣食住》是日本较早的专门介绍西方饮食文化的书刊。1870年,福泽谕吉罹患痢疾,后东京筑地一家公司向他提供牛奶,不久便恢复了健康——这使得福泽愈发感受到西方饮食习惯的合理性,于是,他在报纸上发表《肉食说》,鼓吹道:“我国民缺乏肉食,诚非养生之法,因而疲弱者亦不在少数,此乃一国之损亡。既已知晓其损亡与弥补之法,何不用乎……”后来他又撰写《应吃肉》,认为欧美人的体格之所以强于日本人,“原因大抵在乎饮食之差异”。福泽谕吉写道:“欧美人喜食肉类,最为滋补,日本人则食草菜,滋养不足……”

吃肉与政治:日本人为何禁止肉食近千年

福泽谕吉(1835—1901)

在上述两种思潮的推动下,明治政府开始打破传统、倡食牛肉。1871年(明治4年)11月伊始,宫内厅开始为天皇膳食增加牛奶;1872年1月24日,明治天皇试吃牛肉,并通过《新闻杂志》等媒体向全国推广;据《明治新闻绮谈》记载,在明治末期(1910年),日本全国消费牛肉38431吨,人均达到600克左右。

到了大正昭和时代,肉食进一步普及。而在1960年代以后,而在1960年代以后——正如复旦大学教授徐静波在《日本饮食文化》中指出的那样——富含肉食的西洋料理、善于制肉的中韩料理与传统的日式料理三足鼎立,已经成为当今日本饮食的主要内容了。

责任编辑:李德全 CM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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