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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蓄奴与废奴之间挣扎:19世纪上半叶的新大陆

2019-01-14 14:26:25   

19世纪早期,席卷西属美洲的革命热潮,开始在整个美国南部蔓延。就像商人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运送越来越多的奴隶穿过潘帕斯草原,然后翻越安第斯山脉,现在越来越多的被奴役的民众被带出原来的蓄奴州,包括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被带入美国的南方腹地和西南部新的糖料和棉花种植园。

当德拉诺于1805年初登上“考验”号时,美国的奴隶不到100万人,大多数集中在南部沿海或离海不远的内陆,在田纳西州、肯塔基州,以及密西西比流域和奥尔良一带。40年后,从大西洋沿岸到密苏里州和得克萨斯州,总共有近400万奴隶,总价值超过30亿美元,“超过了投资美国铁路和工厂的资本的总和”。在美国,奴隶制是一种贸易、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精神错乱现象、“一种狂热”——一种“完美的狂热”、一种“黑人狂热”,佐治亚州的报纸如此描述对奴隶的需求。

“美国人承载着世界自由的方舟”

晚至1850年,赫尔曼·梅尔维尔以及他这一代的其他许多人,仍然认为“要成为美国人,本质上就是要摆脱过去的身份,与过去彻底决裂”。“过去已经死了,”他在小说《白夹克》中写道,“未来既是希望,也是结果。……美国就要敢为天下人先,而不是步人后尘。”这番话出现在大篇幅论述废除海军军舰上的鞭笞刑罚之后,梅尔维尔把这种刑罚比喻为其他形式的专制、绝对权力,包括奴隶制。“要废除鞭笞刑罚”,他这样告诉美国的“船长和船队队长们”。在这段话后面,梅尔维尔把美国未来的发展想象成一场横跨西部到太平洋的运动:他把整个美洲大陆比作上帝与“古以色列人”的契约,拥有自由人民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美国人,”他写道,“承载着世界自由的方舟……我们是世界的先驱;我们是先锋,被赋予大任去开天荒,在我们的新世界里开辟一条新道路。”

但是,披荆斩棘开辟那条“新道路”的是被奴役的人民,至少是在南部和西南部,他们把美国的“天荒”变成了种植园和适销的房地产,摘棉花,砍甘蔗,推动越来越多的区域加入繁荣的大西洋经济。美国领土的拓张非但没有避免南方奴隶制的扩展,并将共和党主张的自由向西部推广,反而使奴隶制得以复兴,使南方的种植园主逃离他们耗竭的土地。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为实现这个国家的“天定命运”,当时这个词刚被创造出来,奴隶制所带来的窘况加深。1846年,美国吞并得克萨斯,同年又入侵墨西哥,消除了通往太平洋的最后一个障碍。但是,奴隶制给国家带来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开疆辟土、越境扩张反而恶化了危机,因为贩奴商、自由党人和废奴主义者为自己在不断发展的美国中失势而斗争。

在蓄奴与废奴之间挣扎:19世纪上半叶的新大陆

墨西哥在1829年废除了奴隶制,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西属美洲其余大部分地区都加入了废奴行列。但是,感觉到被北方包围的南方人看到了一个机会:“我想要塔毛利帕斯州、波托西州,以及一两个其他墨西哥州,”密西西比州参议员阿尔伯特·加勒廷·布朗在1859年说,“我要它们的理由都一样—用来培植或传播奴隶制。”奥古斯塔市的《立宪主义者》日报甚至更加雄心勃勃呼吁在西属美洲重建奴隶制。佐治亚州的报纸想要南方人建立一个奴隶“帝国”,从“太平洋沿岸的圣地亚哥开始,从那里向南沿着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低潮海岸线到巴拿马地峡;到那里后再向南—一直向南—沿着新格拉纳达和厄瓜多尔的西海岸线到达厄瓜多尔南部边界抵近大海处—智利海域附近,亦即亚玛撒·德拉诺的“坚毅”号遇到班尼托·西兰诺的“考验”号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愿景让本书叙述的故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将1805年德拉诺经历的噩梦在50年后变成贩奴商在整个西半球推行奴隶制的梦想。

对于那些关注时势的人来说,情况就像“夜间的火警警铃”一样令人担忧,托马斯·杰斐逊在1820年就是这样描述这种形势的,不断扩张的共和国被划分为自由阵营和奴隶阵营。尽管如此,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人们还是有可能相信,可以在美国的法律和政治体制下实现废奴,使法律现实和法律理想相一致:所有人生而平等。这种可能性在1841年似乎得到证实,当时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1825~1829)援引了自然权利的原则,在美国最高法院成功为“阿米斯塔德”号上的非洲叛乱者做了辩护。为争取自由,53名非洲人(49名成年人和4名儿童)发动起义,劫持了那艘囚禁他们的奴隶船,并杀害了船长和一些船员。亚当斯认为,除了个别行为之外,这一反叛行动完全符合“自然法则以及自然之神的法则,我们的开国元勋就是根据这些法则成立我们的国家的”。叛乱分子被释放,并被允许返回非洲。

“法官在自己设置的锁链下爬行”

但9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颠倒了许多人认为是自由主义的自然进程。为了尽力安抚南方各州,立法者批准了《逃亡奴隶法案》,该法案保证联邦政府会将逃跑的奴隶归还其主人。这是一场大交易的部分内容,但这也是由国家领导人达成的另一个“妥协”,像波士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保护财产和维护联邦比废除奴隶制更重要。第一批落入该法案法网而遭到逮捕的奴隶包括托马斯·西姆斯——一名17岁的逃亡奴隶。1851年4月,依据佐治亚州其主人请求发出的逮捕令,他在波士顿街头被捕,城中的废奴主义者社区因此受到刺激,律师们向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莱缪尔·肖即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岳父提出了人身保护令。

批准该令状将意味着《逃亡奴隶法案》是违宪的,从而证实了南方奴隶主们对华盛顿不愿意执行这项法案的批评。早前,就在法案生效的那一年,成千上万住在北方州的逃亡奴隶,包括一些在该法案下被逮捕不得不再次逃亡的奴隶,他们逃到加拿大,仅在1850年的最后几个月,至少就有3000人逃到加拿大。一大群人聚集在波士顿的法院,警察、执法官和民兵组成密集方阵保护法院。为了防止西姆斯逃跑,大楼四周以锁链环绕,法官肖不得不弯腰进入:“法官在自己设置的锁链下爬行。”反奴隶制的媒体这样报道。

肖当时是美国最受尊敬的法学家之一。他个人赞成奴隶解放,多年来,他创造性地解释法律,限制奴隶制的实施范围,扩大了自由劳动的定义。梅尔维尔的岳父并不是今天所谓的“原旨主义者”。但是,当时他认为共和政体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他说,对宪法的严格解读会限制他反驳联邦法律的能力。在不同场合,他的裁决明确指出,他所称的“和平”“幸福”和“繁荣”,只有维护“合众国”才能实现,这些比自由的自然权利更重要。“人身保护令被拒绝了”,肖说道。

然后,请愿书被递交给杜克斯伯里镇的法勒·斯普瑞格。早些时候,当斯普瑞格还是一名参议员时,他曾说过,如果废除奴隶制意味着要搅乱一个国家的法律,“救世主”自己也不会这样做。现在作为一名联邦上诉法官,他有机会像他相信耶稣会做的那样去判决。斯普瑞格也否决了西姆斯的请愿。他被押着穿过波士顿的街道来到港口,被拷在“橡果”号上,然后航行回到萨凡纳,在那里他当众遭到鞭打,并被安排在一个稻田里工作。

西姆斯案使反奴隶制的改革者变得激进,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个案件摧毁了法律和法律机构的合法性。废奴主义者把首席大法官比作庞修斯·彼拉多,钉死耶稣的古罗马犹太总督。而亨利·大卫·梭罗在说法官只是“窃贼的检察官和谋杀者的工具,告诉他们工作流程是否正常”时,他显然是在暗指肖,也许还有斯普瑞格。这一裁决“让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也坐不住了”,这位哲学家向来重视宁静沉思和个体自主性,现在却呼吁集体抵制法律。如果法官们都不知道如何保护“国家主权”和“每个居民的生活和自由”,那么他们的“学识和尊崇地位”有什么用?爱默生问道。“他们和白痴差不多。”

和有关梅尔维尔政治活动的所有情况一样,关于他对他岳父的裁决的看法,学者们也各执一词。梅尔维尔并非造反派,尽管他满腔义愤,尽管他在文章中为世界各地的自由事业大声喝彩,尽管他能够看出即便是那些“最卑微的局外人、被丢弃者、叛徒”也有“悲壮的优雅”。他害怕战争和革命,认为无论理由多么充分,它们的结果都会更糟。“我们感受到的风暴之后还有风暴在形成”,他后来在他的一首名为《疑惧》的内战诗中写道。他不相信许多废奴主义者的热情,他认为,废奴主义者给美国那被赋予“人类伟大希望”的“制度”带来危险,正如巴黎的雅各宾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承诺”造成的结果一样。

和制定并维护《逃亡奴隶法案》以及其姑息政策的政治家和法官(诸如肖和斯普瑞格)不同的是,梅尔维尔还明白,废奴主义者和雅各宾派指认的不公正行为对人类的希望同样造成了破坏。在他创作的许多故事中,从他第一本书《泰比》开始,都涉及船上的叛乱。然而,其中只有一次叛变进行到底。其他的故事中,要么是叛乱在最后一刻中止,要么由于船上一名高级船员的调解或悔改,引发叛乱的虐待行为得到纠正。梅尔维尔完整描述一次叛乱事件的唯一作品是《班尼托·西兰诺》,而其结局几乎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人类高歌猛进,却扩展了必然帝国”

《班尼托·西兰诺》创作于西姆斯案件判决四年后,它捕捉到了19世纪50年代政治上的僵局,当时美国需要在两个同样不可接受的选项中选择一个。废除奴隶制,这可能导致合众国解散;任由奴隶制存在并接受一些人的自由,意味着另一些人受到奴役。“考验”号,在小说中梅尔维尔名之曰“圣多米尼克”号而非“阿米斯塔德”号,喻指美国。

西姆斯案之后的几年里,事件迅速发展。堪萨斯州“在流血”,约翰·布朗突然发动袭击,奴隶们继续逃亡,辉格党崩溃,被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人取代,他们很快就会把亚伯拉罕·林肯送进白宫。

当内战最终来临的时候,林肯听起来就像加尔文本人一样严厉,他警告美国人说,这场冲突可能是上帝的惩罚,“奴隶们250年来辛苦劳作,积累了大量财富,却无回报”。但早在19世纪50年代,一个更乐观的人—富兰克林·皮尔斯领导着这个国家,导致国家的信心和华尔街的利润像泡沫一样飞涨。尽管在兼并得克萨斯、征服将近一半的墨西哥领土之后,美国党派分歧或危机更加恶化,但皮尔斯还是“告诉”这个国家继续扩张,抛开任何有关“扩张”之“恶”的“胆怯预感”。

在蓄奴与废奴之间挣扎:19世纪上半叶的新大陆

向西部进军(西进运动—译者注)不仅振兴了奴隶制、加剧了两极分化,而且明确了此前尚未明示的事实,如埃德蒙·摩根所写的那样,在美国,当时自由与奴隶制是“相互交织、相互依存的”。皮尔斯签署的法案《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州法案》,允许白人定居者自行决定其领土是自由州或蓄奴州。根据北方民主党人倡导的“人民主权论”学说,该法案有效地将自由定义为白人男性奴役黑人男性、女性和儿童。在南方,奴隶制的辩护者们在公开场合宣称他们中许多人私下笃信无疑的观点:自由需要奴隶制。用南卡罗来纳州的约翰·卡尔洪的话说,奴隶制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好事”,是“自由和稳定的政治制度”的基础。

在1851年底出版的《白鲸》中,梅尔维尔预言了他的国家即将遭遇的灾难。尽管这本书的结尾犹如世界末日,但其基调是欢快的,暗示了可能实现的情感解放,包括皮普有能力唤醒亚哈的“人道精神”、以实玛利和岛民奎奎格之间的友谊。谁非奴隶?我们都是!然而,四年后,在皮尔斯总统任期内,梅尔维尔可能会再次想到这个问题,此时他坐下来重写亚玛撒·德拉诺回忆录的第18章。答案将会是一样的,但隐含着更可怕的后果。登上“考验”号的人中没有谁是自由人。西兰诺显然不是,他被挟持为人质前往西非。巴波、莫瑞以及其他的叛乱者不是,他们被迫再次遭受奴役和羞辱。亚玛撒·德拉诺也不是,他被困在自己无知的软壳中。试图“解除一个魅惑”,梅尔维尔这样描写其笔下虚构的新英格兰人,德拉诺“又陷入一个谜团”。

梅尔维尔不需要虚构亚玛撒式的“遗忘”。在他的朋友和邻居中,在他所尊敬的人中,背弃合众国初心的人比比皆是。如纳撒尼尔·霍桑,有一段时间,梅尔维尔认为他是美国出品的对人权状况最悲观、认识最深刻的思想家,但他带着一种天真的怀旧之情写道,南方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生活和谐友好……胜于任何其他地方存在的工头和奴隶之间的关系”。梅尔维尔的伯克郡邻居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热情地谈道,“奴隶制是最美好、最温和的形式”—就像虚构的德拉诺认为西兰诺和巴波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直到事件最后证明事实恰恰相反。梅尔维尔的岳父莱缪尔·肖在退休后仍然相信自己让托马斯·西姆斯重回奴役状态的裁决是正确的,在其生命最后几天里,肖还敦促马萨诸塞州废除一项废止《逃亡奴隶法案》的法律。

在讲述了“考验”号上起义和欺骗的故事之后,梅尔维尔没有讲德拉诺接下来向西兰诺追索报酬的事情,在几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德拉诺追着西兰诺要求得到“考验”号总价的一半,包括船上奴隶的价值。梅尔维尔则以亚玛撒安慰即将死去的班尼托作为故事结尾,我不认为这样结尾的本意是让这位美国船长的形象更加光彩。我认为这是梅尔维尔的一种说法,他不再相信他的国家,甚至应该试着逃离历史:“但是,过去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要从道德角度解释它呢?”梅尔维尔让德拉诺这样建议这位西班牙人:“忘掉它吧。看,那边明亮的太阳已经忘记这一切,还有碧海蓝天;它们都已经翻开新的篇章了。”梅尔维尔笔下的德拉诺想知道,为什么西兰诺不能忘却往事继续前进?西兰诺的回答让人想起历史上真实的西兰诺把历史上真实的德拉诺描述为怪物(德拉诺的回忆录中没有这种描述,因此梅尔维尔不是有意这样写的)。

“因为它们没有记忆,”西兰诺回答,“因为它们不是人类。”

事实证明,梅尔维尔的“疑惧”是错误的。战争来了,奴隶解放了,联邦也得以幸存。美国似乎已经打破了自由和奴隶制的悖论。当战争终于开始的时候,梅尔维尔是一位联邦主义者,他在内战诗歌的附录中称,奴隶制是“不信神的罪孽”,并“为消灭奴隶制而欢欣鼓舞”。但是,他继续沉思,担心美国对自由的承诺堕落为“邪恶的自由”,他在1876年美国革命百年纪念时提出此概念,“邪恶的自由”是“崇敬”“虚无”—不敬上帝,不敬自然,也不敬任何其他人。

梅尔维尔在一部短篇小说的题词中写道:“人类高歌猛进,要实现更大的自由,却扩展了必然帝国。”这句话仅仅指出了奴隶和自由之间的悖论关系,但是还可以另一种方式来思考这种关系。这个理念传达了前进运动,暗示美国的特性不是这种悖论,而是不断争取逃避这个悖论,摆脱历史的束缚,即使这般努力不可避免地深化了原有的复杂情况,造成新的“必然”。例如,西部大开发推进了奴隶制,加速了战争爆发。或者,随着自由贸易的兴起,人们期望(现在依然如此),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那么将会产生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经验已经证明,事实正好相反。在美国,自由的纯净理想,至少在一些人中,既基于自由民主和自由放任经济的原则,也基于一种更原始的敌意,即个人至上论,这种观念不仅否认了人们需要团结合作的必然因素,而且反对有关这种必然因素的任何提示。

历史学家戴维·布里翁·戴维斯写道,奴役非洲人和非裔美洲人的制度,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作为泾渭分明的一种理想模式”,把更加错综复杂的人类束缚形式精简为一种特别奇怪、野蛮、可见的制度。这种恐惧是如此明确,事实上,它“倾向于将奴隶制度与其他野蛮和压迫的形式区分开来”,包括在内战结束后让之前的奴隶“实际上重新被奴役”的机制,以及更为微妙的“人际关系结合点”和“隐形的圈套网”。戴维斯写道,这些隐形的陷阱,“是我们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的重要部分,而只有少数诗人、小说家和知觉特别敏锐的精神病学医生才会察觉到”。赫尔曼·梅尔维尔称之为“鲸线”,他认为这些可以把国家和人类联结在一起。

责任编辑:李德全 CM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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