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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没有摧毁唐朝 那是什么敲响了盛世的丧钟?

2018-12-24 13:21:15   

唐朝“安史之乱”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变乱(如董卓、“八王之乱”等)不同的是,它是在王朝鼎盛时期突然出现的大动乱。这不仅仅是一个“皇帝被佞臣蒙蔽”的寻常故事,它是一个国家在鼎盛发展中跌入陷阱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在《盛唐的背影》(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年6月)一书中剖析了这一盛世衰变,澎湃新闻经授权节选刊发。

一场空前的大动乱,彻底扰乱了大唐巨轮前行的步调,烽火历时8年才熄,整个华北大地从高度繁华突然倒退了数百年,花团锦簇的繁华世界转眼之间成为悠远的追忆。一个看上去鼎盛完美的王朝瞬间千疮百孔。这场动乱绝不仅仅是一个皇帝被佞臣蒙蔽、最后光明战胜黑暗的寻常故事,它是一个国家在鼎盛发展中跌入陷阱的特殊案例,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后人深思。

公元755年年底,唐朝爆发了一场空前的大动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公开叛乱,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族,组成20万雄兵大举南下,席卷河北,南渡黄河,先后攻破洛阳和长安两京,把唐玄宗赶到蜀地,打得唐朝权威扫地。

这场战乱历时8年,烽火烧遍了中国北方,整个华北大地从高度繁华的盛世一下子倒退数百年,重新回到老百姓流离失所、遍地哀鸿的苦难年代,唐朝政治经济遭到了史上空前的大破坏,从此由盛转衰,花团锦簇的繁华世界转眼之间成为悠远的追忆。唐朝大诗人杜甫虽然亲身经历了这场大变乱,却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一直在苦苦地寻梦重回大唐,吟诵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安史之乱”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但是,这场动乱并没有被人们所淡忘,在民间,关于“安史之乱”的小说、评书、戏剧多得难以列举。盛唐本来就多姿多彩,让人留恋无穷,而那么多具有鲜明个性和特点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忠奸善恶都在巨大的反差下呈现在舞台上,让人有阅尽人世沧桑之感。唐玄宗把粗野的大汉安禄山召入宫中,和“侍儿扶起娇无力”的杨贵妃共舞《霓裳羽衣曲》,自己亲自作曲抚琴,还让大诗人李白前来写诗助兴,那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的《清平调》,曾经醉倒了多少人?为了让李白写出华美的诗篇,唐玄宗听任李白尽情饮遍宫中美酒,乘醉狂草。据说李白借机折辱权贵,让唐玄宗身边的大宦官高力士为他研墨提鞋,何等快意!然而,转瞬之间风云突变,拜倒在杨贵妃石榴裙下的安禄山举兵造反,让人看清了在甜言蜜语、花言巧语笼罩下的高层政客的真实面目,让老百姓有了一个鞭挞奸邪、痛斥腐败、赞颂忠贞、弘扬正气的机会,出一口长期被压抑的闷气。就这样,“安史之乱”的故事在民间一直流传。

辨别忠奸,惩恶扬善,一直是中国历史故事的主旋律。然而,“安史之乱”仅仅只是唐玄宗没能识破安禄山包藏祸心,或者被李林甫和杨国忠蒙蔽,最后忠奸大白于天下,光明战胜黑暗的一个故事吗?如果仅仅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它和历史上无数个动乱又有什么区别呢?

历史上发生过太多的犯上作乱事件,我们随手拈来,西汉有王莽,东汉末年有董卓,曹魏有司马父子,西晋有“八王之乱”,东晋有刘裕,北魏有尔朱荣,等等。

在这里有必要对犯上作乱稍微作一点探讨。自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以来,中国政治出现了自上而下贯彻的“一边倒”局面,强调的是政治上的忠诚和服从。这种体制存在着重大的缺失,那就是民情上达的渠道几乎是封闭的,不同政治主张和要求被视为异端而遭到严厉的镇压。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设计不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今天的人常常将它归咎于儒家,其实并不对,孔子和孟子都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双向责任。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赞同君主若无道,人民可以起来革命的主张。因此,不同的政治主张的交锋,不能按照统治者的说法都视为叛逆,或者犯上作乱。同理,希望获得更大的权力来施展政治抱负者,也不能斥之为野心家。其分水岭在于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

根据这条标准,那些挑动战争、侵害老百姓根本利益的行为可以归为动乱。像董卓、“八王之乱”,都是动乱的典型事例,“安史之乱”也属于这一类。

那么,“安史之乱”和上述动乱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事件发生背景不同。东汉末年,朝廷对要求澄清政治的清流官员和太学生进行严厉的镇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导致了以公平正义为标榜的统治意识形态全面瓦解,士人视为根本的儒家信仰崩溃,社会危机全面爆发,清流官员不愿意和宦官把持的腐败朝廷配合,拥兵自重。这时候,军阀董卓趁机控制朝廷,东汉王朝名存实亡。西晋的“八王之乱”则是在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崩溃的背景下爆发的没有道义的皇室内部权力大火并,交战各方甚至勾结胡族打内战,上演了民族压迫与残杀的惨剧。

“安史之乱”和上述两次动乱发生的时代背景很不一样,它是在唐朝鼎盛时期突然出现的大动乱。从当时社会状况来看,国家倡导的道德伦理和文化价值获得广泛的认同,经济处在蓬勃发展之中,诗人辈出,佳作迭传,文化、经济和社会空前繁荣,人们陶醉其间,后人称之为盛唐。在这种情况下爆发如此重大的动乱,兵连祸结,就让人难以理解,很容易将“安史之乱”归结于偶然的因素上,诸如唐玄宗看错安禄山,或者李林甫、杨国忠之类奸臣当道,等等。

可是,这样的解释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太过肤浅了。历史上像李林甫、杨国忠这种人当道的年代,远比圣君贤臣执政的时间要长得多,况且李林甫和杨国忠与其他所谓的奸臣相比还算不上是最恶劣的,为什么动乱偏偏就发生在唐朝盛世时期呢?

领悟历史和洞悉社会都很不容易,能够做到者堪称大智慧。信仰崩溃、社会危机会造成大动乱,这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而繁华时代同样会发生动乱,这就需要对社会和民众有深刻的洞察力。这里举两个例子。就在唐玄宗享受盛世成就的时候,朝廷史臣吴兢已经看到朝政和制度正在受到侵蚀,社会上下阻隔,奢靡铺张之风日盛。他看到了一般人没有看到的深度,就像一池荷花灿烂,没人看到它的根已经被蛀蚀。所以,在众人看来如沐春风,在吴兢看来却是危机四伏。他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心,把唐太宗奠定盛世基础的优良传统精心编纂成为千古名著《贞观政要》,呈献给唐玄宗,让他像照镜子一般自我对照,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这么温柔曲折的劝谏,却不被唐玄宗所接受,吴兢反而遭到贬黜,把他从京城赶到外地去任职,一直不让他重回朝廷。吴兢说来不幸,却也万幸,因为他年纪大,经不起折腾,病死了,这是不幸。死后不久,他所忧心忡忡的社会动乱真的爆发了,那就是我们要讲的“安史之乱”。多少人背井离乡,转死沟壑,吴兢却逃过了这场大劫难,这算是万幸。

看到问题严重性的智者不仅有历史学家,还有始终关注民生的文学家。杜甫既写了不少诗篇歌颂盛世,同时也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般心酸的诗句。杜甫没有陶醉在酒肆,他看到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

更为可怕的情况是上下阻隔,民情不能上达。唐玄宗没有看出社会矛盾在积累,反而陶醉在登基以来整顿吏治、发展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之中,渐渐地倦于国政。30多年的和平盛世,使这一时期成为唐朝建国以来最长的发展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确实是巨大的,但最高统治集团都沉醉于歌舞升平的盛世,或者忙着聚敛财富,或者处心积虑进行官场的争权夺利,正所谓“朱门任倾夺,赤族迭罹殃”。他们对日趋严重的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麻木不仁,对现行制度的缺陷乃至弊端听之任之,敷衍了事,使得各种矛盾和缺陷累积到一起。看似偶然的“安史之乱”的爆发,把唐朝内部的问题全盘暴露出来,让大唐盛世戛然而止。显而易见,“安史之乱”不同于前面提到的动乱,它不是王朝的终结者,而是一个国家在发展中落入的陷阱,暴露出来的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

人们往往认为,社会矛盾总是在压迫最深重的时候爆发。实际上,未必尽然。历史告诉我们,在现状改变,尤其是在社会转变的时候,积蓄在社会内部的矛盾更容易像火山一般喷发。因为社会的转变,会燃起人们心头追求公正和富裕的希望,更容易感受到社会的不公。而这个时候,统治者沉迷于社会发展的成就而松懈,或者鼓吹变革而没有能力去实现,会带给社会更大的失望和挫折感。唐玄宗把唐朝推上繁荣的轨道,自己却懈怠了下来,变得暮气沉沉,没有警惕到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在随着吏治的腐败迅速扩大,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打断了社会发展的进程。这个教训极其深刻,我们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加倍注意分配的公平和吏治清明,这是“安史之乱”留给后世的第一个重要启示。

安禄山叛军为什么能够势如破竹,席卷华北呢?

除了前面说到的社会贫富悬殊的矛盾以外,唐朝官僚队伍从上到下都安于富贵的现状,把各种问题都尽力掩盖起来,外表看起来十分光鲜,内里却已经烂掉了。

就拿最高当局来说,长期的和平发展,使得他们严重脱离社会,脱离民众,骄傲自满,对社会问题麻痹大意,而官僚习气弥漫于官场上上下下。“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竟然有一周的时间,唐朝情报混乱,不能确认叛乱的真伪,让叛军争取到了宝贵的突袭时间,长驱千里,可见唐朝管理之松弛。

当安禄山叛变的消息被确认之后,唐朝开始组织军队进行镇压。然而,谁都没有想到,因长期享受太平,军队已经被腐蚀得不成样子了。华北各地郡县或者无兵可用,或者有兵却无装备。打开尘封已久的军械仓库,才发现武器已经朽坏,许多士兵只能手持棍棒去抵御劲敌。结果可想而知,和叛军交战,一触即溃。身在京城的唐朝君臣对于这种情况浑然不知,依然沉浸在夜郞自大之中。唐玄宗和宰相杨国忠强令唐军出击,企图速战速决,挽回面子,结果造成了军队的大溃败,长安失守,唐朝君臣仓皇出逃。

安于现状,沉迷于享乐,是历史上各个专制王朝反复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唐朝,从整个古代历史来看,众多的王朝实在不擅长持之以恒的坚持,也不擅长长期不懈的制度建设与自我完善,稍有成就便自吹自擂,忙着圈钱,耽于奢靡。唐玄宗在临潼骊山大兴土木,治汤井为池,环山列宫殿,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华清池园林。在位期间,他来这里多达36次,带着杨贵妃“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他们享尽情爱欢乐,却把迫在眉睫的国家危机置若罔闻。《诗经·大雅·荡》说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便是最深沉的告诫。

不了解社会的真实情况,沉迷于小富即安的太平梦幻之中,在享乐中完全丧失了对危机的敏感,所谓“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是“安史之乱”留给我们的第二个重要教训。

“安史之乱”改变了唐朝前进的方向。第一,这场战乱过去之后,唐朝已经不是旧日的样子了,中央一元化的集权统治成为明日黄花,北方各地是藩镇林立,甚至扩大到南方。这些藩镇有些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降将,有些则是在镇压“安史之乱”中崛起的节度使,他们并不完全听命于朝廷,尤其在人事和财政权力上,和朝廷分庭抗礼,近乎割据。这当然不利于国家步调一致的政令贯彻,但是,它改变了中央大权独揽的局面。从此以后,唐朝必须学习如何同地方协调并理顺关系,在利益分配上相互妥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转变,为后代积累了中央处理同地方关系的经验。后来唐宪宗裁制了同朝廷相对抗的藩镇,重建强势的中央朝廷,史称“元和中兴”。但是,朝廷专制的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在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依然很大,相对的分层权力结构正在逐步形成。

第二,北方藩镇割据,国家财税收不上来,只能越来越依靠南方。南方尤其是江淮地区,成为了唐朝的财政税收中心所在。最知道朝廷家底的宰相李吉甫在编制《国计簿》的时候,写明:

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

(《资治通鉴·元和二年》卷二三七)

另一条史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说:

天下贡赋根本既出江淮,时江淮人甚困而聚敛不息。


有一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造成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这个估计可能偏早了一点。南方不同于北方的黄土平原,以山林丘陵地带居多,人口稀少,开发的难度较大,需要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开发,故进展不快。在整个唐朝,北方所占的经济比重还是要超过南方的。“安史之乱”只是造成了国家财税重心的南移。然而,为了加强南方财税向朝廷的输送,以及保护和扩大税源地,朝廷不断加大了对南方的投入,大大加快了南方开发的进程。城市的发达可以看作是一个缩影。“安史之乱”后,唐朝最富裕的城市是“扬一益二”,也就是扬州第一,益州第二。两个最富饶的城市都在南方。天宝元年(742年)改州为郡,益州改为蜀郡,益州遂除。到了宋朝以后,南方后来者居上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整个发展演变来看,“安史之乱”在客观上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第三,“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严重的军人跋扈现象,以河北三镇为代表的藩镇,几乎成为国中之国。节度使培育了一批凶悍的牙兵牙将(即节度使的亲兵、私兵),构成其禁卫武装。节度使放纵这些牙兵,致使他们平时骄横无比,目中无人,为所欲为,欲望在不断膨胀,最后连节度使也得让着他们,尽量满足他们。用金钱去填塞欲望,最后一定是欲壑难填,所以,只要牙兵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更换主帅,如同儿戏。唐末五代的政治社会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轮回,其结果是引起社会对于军人的侧目和鄙视,如何压制军人跋扈成为首要的政治课题。身为禁军统帅,依靠军事政变登上皇位的宋太祖,建立宋朝之后,开始了对军人的压制,改变唐朝尚武的风气,极力抑制军队,不让他们在国家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大家所熟知的宋朝以“莫须有”罪名杀害了岳飞,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并不是秦桧,而是宋朝既定的抑制军人政策。然而,过度压制军队造成了国家积弱不振,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所以,“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

第四,“安史之乱”逐渐改变了唐朝对外观念和政策,促使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情绪高昂起来。人们常说唐朝兴盛是唐太宗李世民打下的根基,“贞观之治”最大的特点在于用人与纳谏。但是,仔细一想,我觉得这两点不足以概括“贞观之治”。因为几乎每一个王朝在政治清明的时候,都会任用贤才和接纳谏言,只是唐太宗做得更好。唐朝兴盛最重要的方面在于其开国的恢宏气度,表现为文化的多元,海纳百川,占据世界文化与学术的中心,构成国家强大的凝聚力和对世界的吸引力。还表现为社会的开放性,不问五湖四海,只要是人才,皆为我所用,成为世界人才的制高点,这才有了众多其他民族与国家的人才汇聚于唐朝的盛大局面,像安禄山、史思明等胡人才能够在唐朝担任军政要职。

“安史之乱”后,人们开始怀疑外族人的忠诚,甚至有人把“安史之乱”视为胡族作乱,从而产生对外族的排斥情绪。这种情绪渐渐高涨起来,对外开放的精神就渐渐萎缩下去,造成了国家恢宏的气度在变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兼收并蓄与包容涵育的精神低迷,眼界就会日渐狭隘短促,造成开拓进取的意志越来越衰退,一步步地走向封闭,继而沉沦。

“安史之乱”以后,中国对于外界越来越不关心,失去外来的养分,内部的专制便日益加强,最后出现了明清时代政治独裁、文化专制的古代末期王朝,人们变得心胸狭隘、自私自利、道德低下、性格乖张、擅长于窝里斗,在自我封闭中沉沦,逐渐地远离世界,直到近代革命爆发,才重新走到改革开放的路子上来。

“安史之乱”并没有打倒唐朝。实际上是开放与多元的文化精神的萎缩,才让唐朝乃至以后的中国走上衰落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说“安史之乱”不但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其中有很多教训值得我们去认真吸取。

责任编辑:李德全 CM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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