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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与张学良:为何会发生西安事变

2018-12-12 15:37:57   

“经国兄面告曹聚仁最近又来函,大意:……赞成余执政,但希望余与经国兄商量决定。如国民大会代表人数不够,现在大陆之国代可使其由澳门转台参加。释放张学良,以张回大陆,交换我被俘高级将领十名回台。愿以三亿万元购买故宫物品。”——陈诚日记(1959年1月14日)

武昌整军初次接触

1930年8月中旬,中央军攻克济南,第11师师长陈诚升任第18军军长。一个月后,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一改中立态度,派遣东北军入关帮助南京中央,迅速瓦解了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反蒋联盟。尽管军中地位存在相当差距,但从年龄角度,33岁的陈诚和30岁的张学良俱为国民革命军带兵将领中的年轻一辈。

陈诚,字辞修,出生于浙江青田,家境小康,按他自己的话说:“布衣蔽体,蔬食果腹,不求精美,深受农村朴实之熏陶,几成第二天性。”1913年2月,陈诚考取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父亲陈希文强烈反对,同时负担几个儿子读书,经济上捉襟见肘。几位族中长辈从旁劝说,陈希文“始允(陈诚)肄业中学半年,下期转浙江第十一师范学校”。(《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国史馆”2012年版)那个时候,师范学校为公费,无需家庭负担,不过毕业后必须教书两年,才能从事其他工作。

张学良从小衣食无忧,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张作霖已是协统(相当于旅长),后来成为“东北王”,于是就有了“张大帅”和“张少帅”的传奇故事。张学良自诩“风流而不下流”,他说:“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张学良口述、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历史》,远流2009年版,第118页)有一回过年,张学良陪着张宗昌等人打麻将牌,整整两天三宿没下桌子,全靠抽鸦片烟维持精神状态。1933年春,张学良因为热河失守,引咎辞职,旋即出洋考察,之前还把毒瘾给戒了。

陈诚与张学良:为何会发生西安事变

1934年1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担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陈诚时在江西省“围剿”红军,二人并无交集。是年夏天,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陈诚兼任副团长,张学良上山请示机宜,与陈诚不过泛泛之交。是年底,蒋介石打算整理陆军,召集张学良、陈诚在南京举行了一次初步协商,陈诚主张“避免强邻注目,不宜另设整理机构”,提出可在张学良以及南昌行营下面,设立督练处或编练处。为了平衡东北军,蒋介石授意张学良保荐副处长,张学良先是推杨琪山,陈诚强烈反对,理由是杨的外公乃袁世凯,属于“军阀余孽”。张学良无趣地说:“辞修,你别误会,我不是给你荐人,而是委员长要我保荐一个副处长,你不接受就算了啰!”(杨安铭:《我所知道的陈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页)陈诚转而一想,既然要在张学良下面整理军队,干脆就用东北军将领,于是力荐杨正治来做副处长,杨早年担任过保定军校的步兵科教官,说来算是“师生关系”。

1935年3月,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撤销,张学良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陈诚兼任行营附设机构——陆军整理处处长,比较顺利地整理了以东北军为主的炮兵和骑兵部队。10月初,武昌行营结束,张学良调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坐镇西安,陈诚改任宜昌行辕参谋长兼陆军整理处处长,大概有半年多时间没有来往。

安内攘外意见不一

1936年1月,宜昌行辕和陆军整理处合并为委员长行辕,陈诚专任行辕参谋长,开启了这一年的忙忙碌碌。2月中旬,陕北红军东渡黄河,阎锡山的部队勉强招架,无力反击,只好向南京商请援兵。3月25日,陈诚飞抵太原,奉命协调入晋作战的中央军,后在阎锡山一再要求之下,临时担任“剿共”军第一路总指挥。4月底,张学良也赶到太原,与阎锡山、陈诚等人会商夹击红军办法,

5月,“围剿”陕北红军多次碰壁的张学良开始相信“联俄联共”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要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张学良表示赞同,愿意面蒋说和,结力抗日,为了试探可行性,他乘“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先通过冯庸向陈诚表达抗日决心:“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3页)

陈诚时任委员长行辕参谋长,又身兼数职,时而北上协助阎锡山“围剿”红军,时而南下斡旋广西与南京的政治矛盾,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大忙人。听完冯庸一席话,陈诚不知究竟,一面建议蒋介石“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国史馆”2007年版,第214页)一面致电张学良:“抗日为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此义决无异辞,不过此中必须有整个计划,与一定步骤。剿匪与抗日,应分先后,实事势之不得不然。”(《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国史馆”2009年版,第93页)

接到陈诚报告,蒋介石心事重重,20日晚上甚至难以入眠,第二天在日记中曰:“研究对汉卿(张学良)办法,自悟昨夜之过虑。以汉卿性质与环境之现实,现时自由行动非所能也。以后夜餐后不可处理要事,古人‘急事缓处’与‘事待天明’二语实有至理也。”(《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五册)》,“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4年版,第149页)蒋介石觉得冯庸之言未必可靠,“此事亦不便函电明问汉卿”,希望陈诚亲自去一趟西安,当面谈谈。陈诚结合汤恩伯在陕北截获东北军与中共联络文件,分析张学良可能意图,认为冯庸所言绝非空穴来风,“名为抗日,实则脱离中央,而走入联共投俄之途径”。碰巧汉口日租界发生日警吉冈被杀事件,陈诚无法脱身,于是修书一封,托人转交给张学良,信中这样写道:“时至今日,诚非抗日,别无出路。钧座毅然决然,以此自矢,忠贞卓识。惟兹事体大,民族存亡所系,非有整个之计划,一致之步骤,以积弱之邦,撄强邻之锋,恐一战容易,而持久为难。”主张先“安内”,救国大计将来可以召开国防会议从长计议。

陈诚与张学良:为何会发生西安事变

张学良显得很谨慎,22日致电蒋介石,否认自己通过冯庸转话,但明确强调“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册,第1024页)所谓“全国力量”当然包括中共武装。张学良同时再电陈诚,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欲谋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统一全民力量,乃是坚固之武力。”24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并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为盼。”(《西安事变史料(上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版,第62页)时值北海、丰台等地冲突事件频发,蒋介石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

西安事后再无交集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抵达陕西临潼,目的在于“镇摄”东北军,争取陕甘“剿共”战争的最后胜利。临别之际,蒋不忘电告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可调高射炮密运百灵庙防卫日军,“以后出击部队,应特别注重对战车之防御战术与捕获方法”。一个多月前,蒋介石曾经进驻临潼,指示各部加紧“进剿”,张学良对此表现得很不耐烦,强烈要求调赴绥远抗日前线,甚至表示若再不允许抗日,今后对东北军的统率驭使,“必增困难”。蒋介石事先得到一些情报,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不稳”,但考虑到“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决心再赴陕西。行前,蒋介石调升正在太原、宁夏居间协调绥远抗战的陈诚为军政部常务次长,嘱其迳行入陕。7日,陈诚到达临潼,详细报告了赴晋绥之经过,以及阎锡山、傅作义的绥东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即往西安与张学良晤面。

听完绥远战事的部署情况,张学良不以为然:“中央之对绥远,乃系政治作用,非有诚意抗日,如诚意抗日,应即联俄容共。”陈诚当即列举了国防上的种种准备工作,并且信誓旦旦地说:“一至适当时机,即决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真面目的战争,至于联俄容共,其事决不简单。”张学良没有兴趣讨论抗日准备的细节问题,反而取笑陈诚“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第二天,张学良再度来找陈诚,“自述其抗日之决心,与容共之把握”,同时发泄心中苦闷:“可惜委座不采纳我的主张,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近来屡次对我严辞责备,即使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194页。)

陈诚当日赴杨虎城晚宴,宴毕又赴东北友人密约,得知“东北军不稳”,“有不利企图”的消息。9日清晨,陈诚急忙赶至临潼报信,蒋介石不为所动,反而指示多与东北军将领正面接触,释义中央政策。东北告密人有言在先,“不愿任何人知其名”,陈诚或许也是将信将疑,所以也没有坚持己见。终于,枪声划破了广袤旷远的关中大地。12日清晨,同时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大员们被集中到大厅等候确切消息。旋即东北军送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号外,这才知道出了大事。午后,张学良亲自登门“压惊”,见面即说对不起,“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陈诚质问:“对人本无问题,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无顾虑。至于对事,则试问你此种举动,究将何以善其后?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张学良态度坚决地回答说:“我发动此举的用意,计有八项主张,业已通电全国,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来一阅。你我不必客气,要争要闹,仍同平时一样。”13日,张学良再找陈诚交换看法,结果仍是“安内攘外”和“联俄抗日”的剧烈交锋。此后连续数日,张学良每天不同时间必至西京招待所,向软禁中的军政大员传递事件进展,并与陈诚讨论政府改组等问题。24、25日,张学良均未出现,陈诚猜测大概是与宋子文等会商忙碌。翌日,杨虎城来道歉,始知事件和平解决,张学良已经释放蒋介石,一起飞回南京。

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为了促成国共和谈,决定释放张学良。李宗仁致电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张汉卿兄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晤。”陈诚颇为赞同,打电报给下野的蒋介石:“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27日,蒋介石复电:“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

走笔至此,相信读者很想知道当年告密之东北友人究竟是谁?新近出版的《陈诚先生日记》有了答案。1961年12月11日,陈诚记曰:“刘翰东对国家、对领袖之忠诚,双十二事变我得先获悉,即渠痛哭告我,并说他为国家、领袖而告密,等于出卖长官,但不愿我使任何人知其名,明天即为二十五年前之双十二,因有感,故志之。”

责任编辑:李德全 CM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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