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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与张治中:长沙大火引起的一场误会

2018-12-11 17:14:32   

辞修长官弟鉴:此次长沙大火,无论如何皆不能疑及于弟身,因此,更不必避嫌避责,尤其在此时,对于负责之朋辈,必须全力协助善后,不能抽手不管,甚至要为人分谤代过。如此,方是任大事成大业者之风态。中正手启。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南岳。

淞沪抗敌人事风波

1925年1月,黄埔军校炮兵队改编为炮兵第一营,特别官佐陈诚调任第一连上尉连长。差不多时候,一位温文尔雅的青年军官也从桂军教育机构正式转入黄埔军校,最初担任第三期入伍生队上校总队附,不久代理总队长。这个人就是张治中。张治中,字文白,1890年10月出生于安徽巢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6月初,滇、桂军发动叛乱,张治中率领第三期入伍生参加平叛,留守黄埔的炮兵一举击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与此同时,陈诚指挥东征回师的炮兵连配合党军攻占瘦狗岭南北之线,及时压制了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

张治中晚年回忆说:“在过去,我和陈诚虽是黄埔同事,但没有什么交谊,以后他常在外边,会晤的时间并不多。”千真万确,毕竟上校和上尉相差悬殊,陈诚后来忙于统兵打仗,张治中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交集机会少之又少。1935年4月,陈诚铨叙陆军中将,“军阶”持平张治中,慢慢跻身国民政府军事高层,两人交谊也就日久渐深。一次在给妻子的家书中,陈诚还说过张治中的笑话:“文白偕其夫人杭州照相,而照相馆伙计拿出一把椅子,对张夫人说,请老太太坐下来,请大少爷站着为好。”原来张夫人洪希厚是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颜值当然不比“戎装整洁、身材修长,戴一副无边白金架眼镜”的军官丈夫。

陈诚与张治中:长沙大火引起的一场误会

张治中与夫人洪希厚

“八一三”淞沪会战,张治中作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首先督率中央军围攻上海日军。军政部次长陈诚建议中央突破,先把日军截成两段,再分别扫荡。张治中采纳陈诚的意见,下令扩张战果至汇山码头,“截断敌左右翼的联络,向东西压迫,一举而歼灭之”。但没有及时投入生力军,致使日军获得喘息机会,结果攻进去的部队仍是站不住脚。陈诚随即发表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会同张治中“重商总攻部署”。(《陈诚先生日记(一)》)令人不解的是,张治中似乎并不掌握战斗序列出现的明显变化,8月23日赶至嘉定,反而引起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的疑问:“张总司令为什么会跑到我们这里来?”仔细一问,张治中这才知道“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了”。于是前往苏州找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了解情况,岂料引来一场轩然大波。蒋介石在电话中质问张治中为何不在前线,跑到苏州后方?张治中本来一肚子气,声音也不小:“罗卓英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陈诚指挥了!”蒋介石越发厉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张治中再也按耐不住:“我到苏州与顾祝同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怀着委屈心情,张治中提出“引咎辞职”。9月4日,陈诚电呈蒋介石,替张治中说尽好话:“文白兄两旬以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异常奋励,夜以继日,至为辛劳。惟因一切后方交通通信等机关组织,未臻完善,种种准备,未能周密,而成现在之局。职意用人在用其所长,……(可否)使文白兄担任大本营总务部长。伏乞鉴核。”(《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日军当时听到一些风声,乘机四处挑拨:“张治中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对此,张治中心里清楚得很,“我对于这些流言,始终不存芥蒂”。22日,调令终于下来,张治中回南京述职,请求回家休养一段时间。蒋介石和蔼地说:“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11月中旬,张治中重返南京,旋即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长沙大火误会重重

1938年1月,陈诚奉派为武汉卫戍总司令。此刻,国民政府虽然迁都重庆,但重要军政机构驻足武汉,所以陈诚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长。6月下旬,日军溯江西上,陈诚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仍兼卫戍司令、政治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多项要职,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的实力人物。还在战前,李宗仁曾经提出“焦土抗战”一说,蒋介石表示赞同,主张“坚壁清野”和“将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以示抗战决心。10月25日,武汉撤退在即,蒋介石电令实施爆破,目的在于“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以同归于尽之决心,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与痛苦也”(《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然而陈诚并未认真执行,蒋介石后来抱怨武汉警备司令郭忏“不奉命令,擅自先退,以致一切计划不能全部完成,飞机场破坏亦不彻底,乃被敌军即时利用”。

陈诚与张治中:长沙大火引起的一场误会

陈诚

湖南成为抗日前线。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主要议题为“重定战斗序列,兵额补充方案,后方勤务制度改定,铁道运输改良及军事人事整理”。9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攻占临湘县城和羊楼司、云溪等地,国军退守岳阳、汨罗、平江一线,陈诚认为前方已趋稳定,遂把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迁设长沙南门外章宅。11日下午,蒋介石启程粤北韶关。据张治中说法,翌日上午9时许,先是侍从室主任林蔚电话指示“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接着又有蒋介石的正式电文下达:“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证实确有此事,“十二日前十时,在郴州,委员长曾有电与张主席令长沙不能守时即放火烧毁之”。(《徐永昌日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张治中乃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指定警备司令部筹备,保安处协助进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执行总指挥。酆悌叮嘱徐昆:“准备动手时,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张治中也强调“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

岂料阴差阳错,13日凌晨2时许,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警备第二团官兵以为行动开始,立即用煤油和木材点燃了焚城大火。陈诚适在熟睡,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冲进房内:“报告辞公,长沙大火!”陈诚懒洋洋地说:“叫他们救火就是。”张振国急了,“整个长沙大火呀!”陈诚急忙披衣下床,首先想到找来张治中问明情况,进而飞调第七十四军和宪兵部队入城维持秩序,动员各部政工和军医救治伤患。(张振国:《我所知道的长沙大火》,《长沙大火》,岳麓书社1997年版)张治中又何尝不是在睡梦中被副官叫醒,酆悌报告说:“各处起火,电话已断,究竟放火者何人?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下午,张治中来到章宅,陈诚忍不住大声怒斥:“敌人未有缴我的械,你把我的械都缴光了,你叫我这长官怎么当法?”张治中解释说:“辞修,不要说下去了,我是该死,大火的事我完全不知情。”蒋介石得知长沙焚毁,“闻之心痛”,有感于“地方人员之不力,殊为浩叹”,16日傍晚返回长沙,第二天登上天心阁,但见满城焦土,内心“更为悲惶”。(《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在对外宣示问题上,蒋介石“拟以汉奸纵烧为由”,陈诚明确反对:“此事系有计划之举动,不能认为无过,必须自己认错,方能对得起民众。”(《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蒋介石真是煞费苦心,“第一须顾虑不为敌暴露我政府之弱点;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第三不可使文白政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然只有弃车保帅一途,酆悌、徐昆、文重孚(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三人很快被判处死刑,张治中则由行政院予以革职留任处分。

长沙大火事件,蒋介石不满陈诚“厚于责人而不愿助人”,要求陈诚“不怨不尤”,与张治中“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陈诚回电解释:“文白兄多年献身革命,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今一旦疏忽,遭此巨变,吾侪除齐心共负艰巨外,更有何策?”同时强调自己是“只对事,不对人,明是非,负责任”,“以整个国家民族之立场为立场,在积极工作方面,努力求解决而已”。(《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很明显,陈诚话中有话,他在家书中完全持批评态度:“文白兄为人最爱好、最要面子,此次主湘确抱无限希望。惟可惜相助者不得其人,一切均重表面,而不切实际耳。”“我自问对于文白帮忙不少,但文白太无人了。”

尽释前嫌分道扬镳

1939年1月,张治中辞去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带着疲惫的身心回到重庆,蒋介石和颜宽慰:“还是要做工作。”3月16日,张治中正式就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每天早上8时前准时步行上班,风雨无阻。张公馆就在侍从室斜对面的“桂圃”,有时碰上紧急公务,留守人员一个专线电话,主任总能及时赶到。“桂圃”也叫“桂园”,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就住在这里。

陈诚与张治中:长沙大火引起的一场误会

重庆谈判期间,陈诚、张治中等与毛泽东合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诚和张治中之间的误会也在慢慢消失。“我到侍从室以后,与陈诚的友谊,显然在继续增进。几次战役,他去前方,我们常常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有一次打到七十分钟,拿电话筒的手都酸了。”(《张治中回忆录》)笔者当日十分好奇,两个大男人的“电话粥”到底“煲”些什么内容,去年陈诚日记出版,总算得以窥探一二。比如4月18日,张治中悄悄告诉陈诚,川军王陵基电何应钦,“留该部任游击条件不够,希调后方”,何应钦已答应两师调后方,两师在前方游击。陈诚闻讯极不高兴:“岂有此理,如各部均如此,则不必抗日矣。如有一师长请求后调,不知是否准其调一旅至后方整训。”20日,陈诚请张治中转告何应钦:“希望对于整军原则,应以凡为国家牺牲者应设法充实之,不然即行解决,以明赏罚,以奖有功。”经过一年多良好互动,陈诚对张治中的看法彻底转变,认为他“无私心,无野心”。

1940年8月,陈诚专事第六战区和湖北省政,政治部长、三青团中央书记长这两个职务均由张治中接任。一个远在鄂西恩施,一个常留陪都重庆,但在许多问题上始终保持联系与沟通。第六战区实行军需独立,中央各部门均表赞成,张治中心里高兴,深夜还打电话给陈诚表示由衷佩服。1943年2月,任劳任怨的陈诚又远赴云南楚雄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直到1943年10月胃溃疡出血,获准回重庆近郊休养。张治中写信劝导陈诚:“兄一向肯负责,有担当,苦干,硬干,对领袖,对国家,贡献甚大!不过求治太切,不免操之过激,负责太重,往往超过其力量。吾兄今正可利用养息之闲暇,加以检讨省察,养成恬淡、和平、专一之性格,以辅弼领袖,完成革命建国之大业也!”恢复一阵,张治中上门探望,陈诚深为感动,此后几乎无话不说,一日谈起军队危机和军政部腐败现象,竟然从下午4时聊到午夜方散。

不过,私人感情再好,军政改革的意见再接近,陈诚和张治中在对中共问题上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张坚持联共主和,陈主张反共主战。1949年1月,在内战中接连败北的陈诚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久亦下野乡间。解放军渡江在即,代总统李宗仁授权张治中等北上和谈,谈判破裂之后,中共挽留代表团留在北平,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从此,张治中与蒋介石、陈诚分道扬镳,再无鸿雁往来。五六十年代,张治中撰写回忆录,洋洋洒洒60万字,专门辟出一节“一个武将——陈诚”,以此怀念他与陈诚长达二十余年的个人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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